蔡国强的艺术》是当今世界重要艺术家之一蔡国

(原标题:专访|蔡国强的《天梯》为什么唯独在泉州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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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正式定档9月22日公映,届时,影迷们将在大银幕上感受到蔡国强直击人心的焰火爆破艺术。

  蔡国强携新纪录片《绘画的精神》日前来到了上海电视节。纪录片讲述了他过去两年为其在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的同名个展准备与创作的过程。西班牙导演伊莎贝尔·科赛特(IsabelCoixet)的镜头追踪了蔡国强在纽约的绘画研究和创作、在马德里万国大厅的日日夜夜、在古城托雷多追寻偶像格列柯(ElGreco)的足迹、全副武装地试验各色火药……

2015年6月15日凌晨4时45分,蔡国强在他家乡泉州的一个小岛上,用最熟悉的方式点燃了一根小火柴。 紧接着,一个叫作“天梯”的烟火作品在天上爆开。对当代艺术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艺术家蔡国强一直醉心于各种爆炸、烟火艺术。从2005年的《龙卷风》,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焰火“大脚印”,再到2014年“APEC会议”烟花,到在黄浦江畔升期待“九级浪”,蔡国强一直在用爆破、焰火探索着当代艺术的边界。金莎娱乐 2《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剧照最近,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进行了特别展映,这也是这部纪录片首度登陆中国大陆。该片2016年在美国公映后,好评如潮。英国《卫报》评论写道:“影片如此迷人地展示蔡国强直击人心的天空艺术……还有什么比《天梯》——一个努力了20多年的项目——更能表现他的凌云壮志。”但其实,除了艺术上的凌云壮志,天梯也是蔡国强献给他当时重病的百岁祖母的礼物。在电影节展映期间,不少观众看完这部纪录片后发朋友圈,说看哭了。尤其是电影最后,当蔡国强试验了二十多年的天梯项目终于在自己的家乡泉州成功之后,他的妻子靠着一根电线杆泪流满面。蔡国强在观众见面会上谈起记忆中小时候父亲在火柴盒上画山水的情景。和蔡国强的访谈,首先就从他的父亲开始。澎湃新闻:你觉得父亲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蔡国强:这么几个方面吧,一方面,很想建一番事业,但又胆小谨慎,这种自我压抑,使我感到我也会像他,不能够敢爱就爱,敢恨就恨,这个不行,所以我就在艺术上大胆。做人上,我当然想做好人,规规矩矩,但做艺术上,我觉得做好人的艺术是没价值的,就要狠一点,轻松一点。艺术家就是给世界打开了一个天窗,把这种恶魔拿出来表现。这些影响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当然也包含不感放开、内敛、修养、责任感这些,这些修养也影响我,也包含对艺术的热爱。昨天我在台上说起我父亲,刚好是父亲节。我讲到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在火柴盒上画山水。澎湃新闻:你刚才讲到火柴盒,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让你日后对焰火很着迷?蔡国强:那也不是,也不能说父亲在火柴盒上画画就想到以后做焰火,也是后来才体会到这个火柴盒的意味深长。点火主要是因为我喜欢爆炸,打破自己的胆小怕事,喜欢控制,通过火药来做,这不是传统会做的事情,这一点蛮重要的。哎呀,我们都负担太重了,太规矩了,太保守了。别看卖得都很好,其实都很保守。金莎娱乐 3《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在上海展映,右一为蔡国强。澎湃新闻:你说的保守具体指的是?蔡国强:没有什么艺术上的冒险,没有对艺术史的问题提出新问题。当然也不能说没有新内容,也不能说画得不好,但所谓的好是什么?社会问题是会过去,没有用艺术的开拓性和胆识,针对今天的时代提问题。这些问题过几个月就会变成别的问题,艺术的创造力。在我看来,现代艺术,很多只是拍卖和商业上引人注意,但在艺术的创造力上并没有多少。有多少作品,让你觉得好厉害啊。这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感慨。澎湃新闻:你刚才讲到保守,我想到你在巴黎做过 一个叫One Night Stand的行为艺术,从世界各地征募而来的50对情侣,在塞纳河的一艘观光船上做爱。这个行为艺术引起很大争议,你的初衷是想挑战大众的性道德吗?蔡国强:没有,我这个人就是像一个小孩,中国人这方面也是保守得要命。现在法国也是保守得要命。二战后,法国的艺术也没有多少有勇气的东西。我选择的那段在是在卢浮宫和奥赛馆之间,两边都是创造了人类文明高峰的艺术,像安格尔的《泉》,奥赛那边有很多,像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这种很自由的思想,开放的精神,都在那段河上,那我们中国人来跟你搞一搞啊。澎湃新闻:你这个不能在中国做吧?蔡国强:在中国是不行。但是中国也有外国不大能做的事吧,应该有吧。澎湃新闻:说到这个纪录片《天梯》,天梯这个计划你在世界不同地方试验了很多次。为什么对于天梯这么着迷?蔡国强:它象征着童年时对于宇宙、自然的好奇心,这一点我觉得要一直在。哪怕天梯做完了,也要一直在。另外一个是,它很简单,很单纯,但又很有力量,就一个梯子,那这种单纯而有力量的东西不做,做什么呢?所以我经常会面对它,再挑战它。澎湃新闻:说到这种单纯,小时候的好奇心,这是不是一直贯穿你这么多年艺术创造的一个东西?金莎娱乐,蔡国强:对对,我就是一个小孩。澎湃新闻:所以在片子里,也可以看到,你也会跟那些没有受过特别多训练的民间艺术家交流。蔡国强:我爱他们那种淳朴,热爱艺术的情感。根本不鸟你什么艺术系统什么市场,就是这种捏泥土的情感,这种朴实,这是我们学艺术的少年开始的根本。当我们忘了这些,捏一个什么东西都在想着什么事情的时候,这种就挺……但我也感到说别人的时候也在说自己,所以也不能说得太绝对。金莎娱乐 4《天梯:蔡国强的艺术》海报澎湃新闻:从纪录片里,可以看到你在泉州做天梯的时候,是保密的,而且初衷是想给你一百岁的奶奶看。那你做这个工程的钱从哪里来?蔡国强:钱就是我卖画赚来的钱,但朋友要买我的画,也算是支持我吧。那个天梯卖不掉啊,但我可以通过卖画挣来的钱来做这个事情。澎湃新闻:为什么天梯在世界很多地方试验,都失败了,唯独在你老家就成功了呢?蔡国强:这个地方接地气。因为它需要气流、空气、航空准许。首先在我家乡我就可以悄悄干,大家都帮我隐瞒,整个岛上几百号人,没有人去发社交媒体。第二个是他们知道,风暴第三天的黎明绝对风平浪静,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在岛上生活的经验,又烧香又拜佛,呵呵,所以在那个地方能做成。澎湃新闻:电影里有一个地方很触动我,就是你拿着奶奶的照片给卧病在床变成植物人的父亲看。蔡国强:我给父亲看我奶奶的照片,用我奶奶以前的照片,我不敢用现在的照片,我怕他还认得出,还有智力可以看出怎么这么老。澎湃新闻: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项目呢?蔡国强:一直在做。“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要在莫斯科举行大的个展,叫《十月》,在普希金美术馆,9月11日开幕。11月24日,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要举办绘画的个展,叫《绘画的精神》。澎湃新闻:片子里,你讲到做了北京奥运会的大脚印后,就有西方人质疑你,为什么跟政府合作,是不是他们在面对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总是很难跳出这种艺术和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蔡国强:是的,西方人,大量的西方人会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导演就问了我十几次,我都快被烦死了。怎么答他都不满意。你反对政府嘛也不是,你拥护政府嘛也不是,那你这个人到底是干啥?他们就不知道我们普通人对祖国对这个文化是有情感的。这个纪录片最大的优点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有另外的可能,也看到了中国艺术家和别的地方的艺术家也是一样的,不要去给他找特别的成分,他也是有情感,有爱,对故乡对自己家人对艺术有自己的爱,这个是全世界普通人都有的。澎湃新闻:你之后会有为家乡泉州做什么项目吗?蔡国强: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要给泉州做一个当代美术馆,但也是不那么容易,还没做起来。

《天梯:蔡国强的艺术》6月18日在上海影城举行中国大陆首映,尽管是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单元,但奥斯卡团队打造、邓文迪监制,再加上艺术家蔡国强的强强联手,使得该片一票难求,和《低俗小说》《昼颜》等同在秒杀行列。

本片由两届奥斯卡奖得主、导演凯文·麦克唐纳历时三年所摄,讲述了蔡国强80年代从泉州出发,走上国际舞台,三十年来在五大洲不同文化间成长,成为知名艺术家的历程,也为观众揭开在艺术背后的另一个真实的他——内心的脆弱、挣扎、妥协,和对家人、故乡、祖国土地深厚内敛的情怀。纪录片拍摄地包括纽约、布宜诺斯艾里斯、上海、北京、浏阳以及蔡国强的家乡泉州,也遍访艺术家的工作现场,及其亲友、工作伙伴、专家和他本人,最终从数千小时影像素材中剪辑而成。

  这是普拉多美术馆首次与一位在世艺术家合作。蔡国强也搁置了他所擅长的大型爆破和装置作品,以火药的形式在画布上进行创作,与美术馆中的先贤大师进行对话。纪录片的映后谈,艺术家以一身蓝色工装现身,瘦削又精神。他笑称导演本人是个很有激情和诗意的人,所以把他也展现成了那个样子,但其实他在绘画时一直摇摆不定,充满焦虑不安和危机感。

(原标题:专访|蔡国强的《天梯》为什么唯独在泉州能成功)

《天梯:蔡国强的艺术》是当今世界重要艺术家之一蔡国强的首部电影纪录片。奥斯卡奖得主导演凯文麦克唐纳历时两年,无限深入蔡国强的工作和生活,记录了包括北京奥运开幕,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回顾展,巴黎塞纳河上的观念焰火《一夜情》,上海白天焰火《挽歌》等蔡国强艺术生涯的重要瞬间,也为观众揭开了他在制造壮观艺术背后的另一个真实内心的脆弱、挣扎、妥协,和对家人、故乡、祖国大地复杂深沉的情怀。

影片主线《天梯》——一座500米高的金色焰火梯子嘶吼着拔地而起,与无垠宇宙对话。这是蔡国强少年时代仰望天空、摸云摘星的梦想,二十年多来,他在世界不同地方屡试屡败,却从未放弃。2015年6月黎明,泉州小渔村惠屿岛海边,在国内技术专家和当地数百村民的帮助和见证下,他再次一搏,把“天梯”作为献给百岁奶奶和家乡的礼物。当“天梯”在天地间矗立时,现场参与者们无不为之动容。烟火渐渐消逝,观众们所感受到的心灵震撼却久久难以平息。有观众说:“原本先入为主地认为本片说的是高不可攀的艰辛经历,看完才知是一个艺术家的执着任性。”

  “在画布面前,你又回到了一个很孤独的状态,没有很多人可以帮上你的忙的。你在画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的感性和才情自由地洒到上面去,这个只有靠你自己。而且走这条艺术史的道路,其实也是故意把自己放到最伟大的艺术家面前,看出自己有多么糟糕,多么困难。把自己放到困难里去求生,就像在旅行中让自己走不知道的路,让自己迷失,让你更能调动生存意志。有这种冒险和挣扎,就会有发现。这大概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和状态。”他说,在普拉多的个展结束后,他觉得自己更谦卑了。

在蔡国强近三十年的艺术创作中,天梯计划是他尝试了多次都没做成,最终于2015年在老家泉州的一个小渔村惠屿岛上做成功。这个作品的主体是一个长达500米的梯子,由热气球带至高空,点燃焰火之后,黎明前的蓝色夜空中即出现梯子逐格燃烧至天际的神奇视觉效果。当时,这段名为天梯的视频放上网后两天内点击率破2000万。在纪录片里,观众可以完整了解到天梯计划的艰难筹备过程和蔡国强为这件作品所承受的压力和所付出的心血。当天梯奇观终于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电影进入高潮,震撼的视觉效果下,不少观众忍不住掏出手机默默拍照。

《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在今年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期间就受到观众好评,5场放映一票难求,影迷们纷纷呼吁加场。

  “在普拉多,我是自己撞墙碰壁去了”

具有戏剧性的是,影片揭示了蔡国强这一筹划许久、耗资巨大的作品仅仅是献给奶奶的百岁生日礼物。除了艺术的主题,纪录片贯穿了蔡国强对故乡、亲人的爱,也让影片没有沦为蔡国强的个人艺术宣传,而用生活化的捕捉和人性温情感动观众。在影片里,蔡国强透过iPad兴奋地给奶奶展示自己的这件礼物;在庆功宴上,妻子背过人群痛哭失声;和结尾字幕上奶奶在得到这件礼物后一个月去世的消息,都是影片的泪点。在传递蔡国强的艺术梦想和代表作品的震撼之外,电影也讲述了一个动人的亲情故事。在豆瓣上,网友给这部电影也打出了8.5分的高分。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早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学习,而后在日本生活的9年间,他摸索着火药的特性继而催生出使用大量炸药的实验和代表作。他的作品贯穿了东方与西方,人类与宇宙,观赏性与深刻性。1995年,他获得日本文化大奖;1999年,又获威尼斯金狮奖。因很多作品被称为东西方艺术之间的一座特殊桥梁,也让他在2012年成为有着“艺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世界文化奖的五位获奖人之一。

  2017年6月,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在上海电影节期间放映。当时蔡国强曾说过,《天梯》的成功给他带来了一种事物完结的寂寞感,但人生还有许多其他的梯子有待攀爬,“比如说现在画画,我就经常开玩笑说,是在做一个通往艺术史的梯子。”

6月18日,蔡国强也与该片的部分主创来到在上海影城与观众见面。在自我介绍时,蔡国强不忘和上海观众拉近乎,我应该也算半个上海人,当我第一次离开故乡,就是先到上海。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又在上海做了很多展览。这个地方我有很深厚的感情,今天的活动让我对上海又亲近许多。

他代表性的焰火爆破作品融合了机遇与未知,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敬意。蔡国强在世界“点火”的艺术人生中,包括北京奥运开幕、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回顾展,北京APEC开幕晚会等,一些作品让世界为之惊艳。蔡国强说:“我通过火药,使自己得到了解放。”而在观众看来,蔡国强的焰火艺术“以天地为画布,以火药为丹青”,画笔是那引燃的火线,这些用烟火绘就的长卷,将观众引入一个个壮丽绚烂的世界。

  四个月后,他在普拉多美术馆的万国大厅引爆了18米长的火药绘画。在近300位各界名流的屏息等待中,导火线在几秒间燃尽,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划破寂静,滚滚硝烟升腾……火药在画布上晕染出斑斓的色彩,灼烧出暗影和轮廓。蔡国强将之命名为《绘画的精神》。

作为一部特殊的纪录片,该片联合制作人、副导演夏姗姗揭示了制作背后的困难。困难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看得到的,比如在重重安保下进行拍摄,在泉州经历了8天7夜不眠不休让天梯升上天空的拍摄。另一方面是看不见的,我和蔡国强一起工作和拍摄到今年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了。这部电影的整个架构不能和通常纪录片那样提前设置,蔡国强虽然是被拍摄者,但他却不是演员,没有剧本,也不应该被指导。他最终还是一个艺术家。所以,艺术家的创作和电影的创作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如何保持准确距离,把握好度是很难的。

  这是蔡国强为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3月4日在普拉多美术馆举办的“绘画的精神:蔡国强在普拉多”个展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开展前一个月,他以万国大厅为工作室,创造了《昼夜托雷多》《万国大厅……》《望云》等8件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展览展出的近30件火药绘画就是他架起的通往艺术史的梯子——通过与普拉多专家的交流、观摩馆藏作品,他以提香、格列柯、委拉斯凯兹、鲁本斯、戈雅等艺术大师为灵感,再吐纳出属于他自己的、独树一帜的火药绘画。

尽管不是该片的主演,蔡国强却要把最佳女主角颁给他的妻子。6月18日也是父亲节,赶在这一天举行放映让他颇为感慨。我的奶奶去世一年后,父亲也去世了。大家可以在影片中看到我父亲,我小时候常坐在他的膝盖上,看着他边抽烟,边画那些山水。他把故乡画在火柴盒上,那些火柴盒给了我很多体会,也是它带着我走往艺术世界,站在世界舞台上。

  这也是这位中国艺术家在耳顺之年对自己的来路与初心的一次回望。从1984年首次尝试用火药在画布上作画到现在,火药已经成为蔡国强标志性的艺术创作媒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脚印”、家乡泉州海面上的《天梯》、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夜情》……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天空中绽放的宏大项目,让他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火药爆破艺术家的深刻印象。然而,绘画是他艺术生涯的起点,他一直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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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追随父亲的脚步开始绘画创作后,蔡国强很快将目光从中国画传统转移到了欧洲绘画传统,临摹西方大师的油画和素描是他年轻时学习积累的重要手段。在很多场合,他都提到生于希腊克里特岛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在他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影响。“他保有过去工匠的传统。在他生活的16世纪,看起来他似乎动作晚了一拍。当时的文艺复兴艺术家已经在讨论人,基本解决了结构、解剖、透视与色彩等前卫的技法问题,而这位老兄还画得不太准确呐!用色很夸张,宗教色彩太浓、太神秘,显得保守。但是ElGreco根本不鸟这个,觉得无所谓。结果现在看起来我们觉得ElGreco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棒的,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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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蔡国强游历克里特岛、威尼斯、马德里和托雷多,追寻格列柯的生前足迹。2014年夏天,他来到普拉多美术馆,参观了当时正在举办的展览“埃尔·格列柯和现代绘画”(ElGrecoandModernPainting)。策展人与蔡国强交流时得知格列柯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不无可惜地对他说:“早知道如此,我就把你的作品也放入本次展览了。”这为他三年后在普拉多美术馆举办个展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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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蔡国强已获得了在世艺术家能够想象的大部分名望——1999年,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以作品《威尼斯收租院》获得金狮奖;2008年,他担任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师;同年,他的个人回顾展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2013年,“农民达芬奇”在巴西三城的展览共吸引到一百万观众,其中在里约热内卢的展出成为当年全球观展人数最多的在世艺术家展览……他不想让自己过得太舒服,不想给别人留下举重若轻、胸有成竹的印象——也不愿承认这一点。跳出舒适圈、挑战自己、寻找创作的新可能性是他接受此次与普拉多美术馆的合作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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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的精神”也是普拉多美术馆1819年建馆以来首次委托在世艺术家举办个展。在美术馆前任馆长米格尔·苏格萨·米兰达眼中,蔡国强是极为恰当的合作伙伴,“通过当代的视角,让艺术从历史的残骸中重生。”多年以来,蔡国强的创作一直在绘画和爆破之间徘徊,而这次展览,在普拉多美术馆与古代大师直接交流,对于艺术家而言也是追逐绘画之梦的一次绝佳机会。

  “其实找前辈对话,对我来说有时候是很难的。比方说我做《天梯》,在黄浦江上做《挽歌》,这类室外爆炸项目,或者做《撞墙》《草船借箭》,这些装置作品。我个人认为,就算是那些大师看了也会感到,这个哥们挺牛的,”蔡国强绽开笑容,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故意去找他们,和他们一样画画,其实我是自己去撞墙、去碰壁去了。我是明知困难而为之,因为现在的艺术家过得太舒服了。”

  在艺术上做个“坏孩子”

  “其实我也很渴望失控的,但又很怕真的出事。喜欢出事,经常心里想,搞不好这次真的会出事,但是没有出事。”

  用难以控制的火药,创作精心设计的作品,在破坏中创造——这对蔡国强来说从来都是一个走钢丝般刺激又冒险的事。他把这比喻为“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摇摆挣扎:民主在于火药自由释放的能量,独裁在于艺术家根据自身的复杂情感给火药提出美学上的要求。他说这个过程虽然看上去很焦虑,但相反也是一种幸福,“很多画画的人没什么可焦虑的,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他的问题便窄了。我真的是有很多问题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一直在难题里挣扎,但这个其实是好的状态。”

  蔡国强会谈起小时候看到父亲在火柴盒上画故乡的绿水青山,很多年后回去,他才发现真实的故乡并没有这么美。现在,他常常会带着父亲的火柴盒,去全世界参加展览,点燃火药,他也将火柴盒追溯为自己艺术创作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通过父亲的火柴盒,他看到了艺术本身的意义所在。通过点燃火柴,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蔡国强认为自己站在一个大叉的交汇点上,用孩童般的双眼打量上方的宇宙、星空和看不见的世界,再伸手向下抓住艺术史和童年时代开始的对绘画的热爱。他的艺术世界就在这两端构成的边界内活动,当绘画到了一定程度,觉得自己过于局限于细节,把自己的格局做小了的时候,他就撒开手脚去做那些大型装置项目,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来回往复。

  这个在泉州出生长大的艺术家自童年开始好奇星空,好奇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在芜杂的民间传统和信仰中找到安身立命的生命之锚,又呈现出一副无论何事都来者不拒的姿态。在每个国家做项目之前,他都会去附近的寺庙、清真寺或天主教堂礼拜祈祷,他笑称这是临时抱“神”脚——你既可以说这是一种尊重当地文化的礼貌之举,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地道中国人毫不陌生的生存智慧。蔡国强说,他的“宇宙”不光是太阳系、银河系、宇宙大爆炸这些科学概念,还包含了风水、气、生肖这些更“人性化”的面向。他经常问他那些孜孜不倦地研究宇宙和星空的科学家或哲学家朋友:“你为什么热爱宇宙?是因为在星空上有所表现,能拿诺贝尔奖,还是因为你对宇宙有着身体本能上的情感,把宇宙当做故乡一样在寻找?”

  虽然这是个问句,但他自己显然属于后者。

  蔡国强有一句名言:“艺术可以乱搞。”对他来说,乱搞不是指毫无章法的胡作非为,而是适当地抛开大道理和大理想,切实地把艺术做出来。在《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一书中,他告诉作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当代艺术家往往将“想到”置于“做到”更高的位置,艺术成了论述发表的媒介和社会理念的彰显工具。但在他看来,观念先行的创作态度并不可取,“做到”才是艺术。那么艺术的美学、技术或知识价值,到底哪个面向更重要呢?

  “这是我说的吗?我一般不说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学术上的词。”在被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问到这个问题时,蔡国强无意讨论这些充满预设的概念,但承认自己的确非常在意自己是否能在创作中“做到”。“艺术家要防止成熟,我就不喜欢看成熟的艺术,我喜欢朴实的情感。对我来说表现说教、成熟的感觉是要警惕的。”

  蔡国强一直很喜欢格列柯,对他而言,格列柯就像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对看不见的世界和神秘性的追求,对家乡文化的顽固情感,作为“外来者”的“游牧民”精神……也是这种感同身受,将他带到了普拉多美术馆。对于古代大师艺术荟萃的普拉多美术馆来说,迫切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面对当下。这个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即在当今,为什么要做艺术、怎么做、做什么。

  蔡国强认为,绘画在当下这个时代是件不容易的事。当摄影技术的普及令图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类社会再也无需依靠绘画和雕塑去记载史实时,绘画的意义何在?“如果画画还有意义,那就应该从绘画的精神去寻找。与其说我的展览呈现了绘画的精神,不如说我的展览在寻找绘画的精神。”

  现在的蔡国强对自画像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在准备“绘画的精神”个展期间画了一幅自画像,而在目前正着手准备的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个展中,他计划把其中一整个展厅都用来展示自画像。他认为,画自画像就是认知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对于一个经常需要面对他人言说自己的人来说,这或许反而不是件易事,他特地让助理把他之前在公共场合中谈及自己的部分全部整理出来。而当真的被人问起自我评价时,他笑着说觉得自己是个挺好玩的但又有些矛盾的人,矛盾之处在于什么事情都只做到适可而止,而内心明明期望自己“更厉害”,“不是说做到更好——这个词不好——是可以更狠一点,更彻底一点,更极端一点。”

  这也成了他对年轻艺术家们的期许:“昨天我们在上戏放映(纪录片),(我)鼓励孩子们要做‘坏孩子’,在艺术上大家要做‘坏孩子’。”

  改造社会不是我做展览的理由

  但鼓励别人成为“坏孩子”的蔡国强并不像一些同辈的中国艺术家那样在政治主张上充满直来直去的挑衅和攻击力。事实上,他经常与政府合作(比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29个焰火脚印、上海APEC闭幕焰火、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夜情》),也不避讳在这之中的妥协,这会让人质疑他是否还保有艺术家的独立思辨。许知远就曾问他:全球资本主义宫廷的艺术家,你会喜欢这样的说法吗?

  蔡国强直言,改造社会不是他做展览的理由:“我是有感触才会做得好。就像奥运会,是因为我想挑战这件事情,喜欢把我的大脚印留在奥运的上空,让世界看到。我还是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色彩的。当然,它是帮助这个社会或者这个民族或者这个时代留下点什么。但不是说树立一个大旗,号召大家向那个大旗冲啊,不是那样的。”

  “艺术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多是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问题才会有希望。”他的回答非常节制。

  近年来,蔡国强频繁往来于世界各国的重要艺术机构举办展览,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民间的文化大使。纵然蔡国强的作品通常具有能够同时被东西方理解、咂摸、回味的内在能量,他却并不认为自己在多元文化中起到什么作用。“这种话说起来好像有点保守,但实际上我觉得对这种政治正确的东西要保持警惕。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热爱人民,这样的说法我们就……”他使劲鼓了几下掌,“我是比较警惕这样的。”

  因此蔡国强认为自己是个个人主义者,作品中公共性的那一面,来自他与在地文化的摩擦和冲突中形成的个体意识和体验。

  倒是在被问到中国当代艺术是否是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时,蔡国强下意识地流露出“中国艺术家”的自觉。他认为,整体上中国当代艺术是学习西方的,这是因为当我们用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等流派去定义艺术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西方是最早的实践者,但这样的讨论并无意义,关键是中国艺术家在21世纪时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现自己。

  “西方当代艺术家也处在价值观混乱的状态,比如说9/11到现在,在我看来就没有创造出很有影响力的、很有力量的东西,所以不光是我们。但我们有一点可惜的是,经济发展和国家新旧交替的时刻是可能创造出了不起的东西的时代,但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答案。这才是我们可惜的地方,而不是跟在西方后面学习——这都是表象。面对这个时代巨大的变迁,我们确实还没有创造出了不起的东西,这是事实,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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