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替一个顾客修鸟笼,雕刻葫芦源远流长

与木雕结缘俞达洪与竹木雕刻结缘,与儿时贫寒的家境有关。彼时,在云南昭通,俞达洪一家有8个兄弟姐妹,父母都是庄稼人。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在农闲时便会编织一些鸟笼到集市上去卖,有时甚至要忙碌到天明。看着父亲月光下忙碌的身影,俞达洪心里很难受,总想着怎样去分担家庭的重担。有一次,父亲替一个顾客修鸟笼。俞达洪发现鸟笼是雕刻有花纹图案的,就对父亲说:“今后咱们的鸟笼也雕刻上一些花纹,这样在市场上肯定好卖,价格也会高一些。”父亲怕影响他的学习,没有同意。父亲不知道的是,其实在课余的时候,俞达洪就喜欢用小刀在橡皮擦上刻些文字、花草,后来经过俞达洪多次请求,父亲帮他买了一盒雕刻工具。俞达洪花了五六个晚上雕刻出了第一幅鸟笼上的图案,虽然只刻了一些简单的花草,工艺也很粗糙,但一拿到市场上就卖掉了。尝到甜头的俞达洪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选择的路。白天上学读书,回到家中做完功课就开始研习雕刻技艺。由于没有师傅,也不知去哪里拜师学艺,他就自己一点一点地去揣摩和感悟。为了提升绘画功底,他在历史书上选了很多图片来临摹。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俞达洪的雕刻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刻制出......

百姓生活网四川讯竹被誉为“四君子”之一,素有高风亮节之美名,自古文人墨客嗜竹、咏竹者众多。竹雕也日渐成为文人雅士间的“小技艺”,圆雕、深浅浮雕、留青等各种技艺在竹上百花齐放。时至今日,竹雕之雅更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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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丰富的黎族骨簪

“从20岁开始雕刻葫芦,已经59年了。年纪大了,隔两天就刻上一个,权当一种业余爱好吧!”11月30日,记者在东昌府区堂邑镇路庄见到了79岁的郝春林老人。

邹德旭,一位和竹打了快30年交道的竹雕工匠,各式各样的刻刀在他手中,刻出的是美丽、复杂的图案,更是对这门老手艺的热爱与传承。匠人匠心,朴素而善良,让人动容。

海南民间绝艺

老人说,雕刻葫芦是一种细活,一刀一针都相当费工夫。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从事这个行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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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器是人类继木器、石器发明之后又一重要发明,在史前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昌雕刻葫芦以其天然雅致的造型、传统的手工技艺、栩栩如生的雕刻图案刚刚顺利进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录,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三十年刻苦专研 给竹雕艺术打上四川烙印

骨料是史前时代最重要的制作工具的原料,骨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与石器、木器的作用不相上下。近代民族学调查,在海南岛黎族地区保留着较为古老的制骨工艺。在所有的骨雕中,骨簪最为精美,雕刻技术最为高超,所含的文化密码最为丰富。

雕刻葫芦源远流长

邹德旭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制笼工匠,从小耳濡目染,邹德旭对此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竹雕虽然是小众艺术,但总有一部分人在执著地追求。高中毕业后,为了继承父亲的手艺,邹德旭便拜鸟笼雕刻大师夏万洪为师,潜心研习雕刻技艺。深厚的绘画功底,为邹德旭学习竹雕技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最初尝试深感其难,到后来深钻其中,苦练刀工成为邹德旭当时每日的必修课。“学习竹雕,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沉住气,不能急功近利。”邹德旭说道。为了了解、熟悉每一种竹雕技巧,邹德旭日里夜间不停琢磨,一遍一遍反复练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时根据雕刻需要,他更是自制刻刀,只为将所雕图案更好、更完美地呈现出来。

北方狩猎民族的制骨工艺已经基本消失,海南岛的制骨工艺在全国来说更显弥足珍贵,成为研究黎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如今在黎族地区骨簪已难得一见,掌握骨簪制作技艺老艺人相继离世,王启敏,黎族骨簪最后的制作者,也成了一个孤独的存在。

葫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诗经·大雅》记载:“锦锦瓜瓞,民之初生”,意思是说,人类出自葫芦瓜。“中国人的整个人生历程都蕴涵在‘三壶’之中:‘破壶’、‘悬壶’、‘壶天’。这壶都是指葫芦。”

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邹德旭的雕刻技法别具一格,纯手工细腻有致的雕工让竹片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将竹雕融入文化,让文化、情感、精神注入雕刻中,用创新使竹雕“活”起来,一直是邹德旭的目标。他告诉笔者:“一件好的竹雕作品要与中国传统书画相融合,其构图十分重要。每次雕刻前,我都要先构思、布局,然后将图案勾勒在竹片上,再进行雕刻和打磨。有的浮雕浅,有的浮雕深,雕刻的次数也不尽相同。”在进行竹雕创作中,邹德旭发乎于情,寄乎于手,用娴熟的技艺赋予了作品灵魂和思想,让每一件作品都变得真实有温度。“我在竹雕领域的这种探索,就是为了给竹雕艺术打上四川烙印。前人留下的传统工艺吸引着我,激发着我去创作。”邹德旭说道。

黎族妇女盛装时喜欢佩带首饰。从头钗、耳环、项圈到手镯、脚环样式很多,多为银质,各地区略有不同。五指山、琼中、保亭的妇女喜欢佩带多重项圈和月牙形项圈;乐东和沿海地区的妇女喜欢佩带多个圆形耳环;最有特色的是白沙润黎妇女的人形骨簪。

聊城市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庆友告诉记者,在国内许多民族的先民那里,都曾崇拜过象征“母”体的葫芦。相传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兄妹就是从昆仑山中诞生的。据了解,原始社会至汉代为葫芦的种植食用期,宋代为简单性雕刻稚形期,明代、清代至民国为取材广泛、技法多变、精雕细刻的成熟期,建国后至现在又经历了衰落、复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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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族学调查,在海南岛黎族地区保留着较为古老的制作工艺,骨器的种类有:骨铲、骨刀、骨刮器、打纬度刀、骨梭、骨镖、骨梳、项饰等。骨簪为骨器中最精美的骨雕。

东昌雕刻葫芦的雕刻技艺起源有很多传说,民间比较认同的是宋代王和尚所创。王庆友说,擅长绘画和雕刻的宫廷艺人王和尚,因年事已高告老还乡,回到现在的东昌府区闫寺办事处,因当时闫寺一带盛产葫芦,于是王和尚便在葫芦上雕刻出精美的图案,用来养自己喜爱的蝈蝈。其葫芦雕刻内容多以老百姓熟悉的戏文为主,多帝王将相、八仙人物、才子佳人等。

四个月雕刻鸟笼 还原《红楼梦》经典场景

妇女挽髻于脑后,插入骨簪起固定作用,防止发髻散开,同时作为装饰品、美的象征。随着现代文化的冲击,如今在黎族地区,骨簪已经难得一见,掌握骨簪制作技艺老艺人也都离开人世,王启敏,黎族骨簪最后制作者,也成了一个孤独的存在。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时路过堂邑,将葫芦种子送给当地老百姓种植,后来有心人将戏文人物、民间传说雕刻其上,形成葫芦雕刻技艺。之后,有人以雕刻春宫图的形式将生殖文化、性文化表现在春宫雕刻葫芦上,作为陪嫁压箱底的物件。后来,当地人纷纷效仿,葫芦雕刻便由此流传开来。”郝春林老人道出了葫芦雕刻技艺渊源的另一种说法。

2018年9月,邹德旭和哥哥开办了一家竹雕工作室。工作室不大,仅能容两人同时工作。工作室内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竹片原料。在这样一个简单甚至有些简陋的工作室内,邹德旭完成了一件件让人赏心悦目的竹雕作品,也让这门手艺被更多人知晓。

骨簪雕刻绝艺人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东昌府商贾云集,繁盛一时,当时的雕刻葫芦曾兴盛一时。解放后文革时期,东昌雕刻葫芦被列为“四旧”而衰落。20世纪80年代后,雕刻葫芦又有所复苏,但由于各种省时省力新工艺的出现,学习葫芦雕刻技艺的人一度锐减。

在人们的印象中,鸟笼就是由几根光秃秃的竹篾和几块可以承重的竹片、竹圈拼接而成,简单、实用,却不知在这些裸露的竹片表面,也可以大做文章。邹德旭向笔者展示了他花费4个多月时间雕刻完成的“全雕八方石燕鸟笼”。只见鸟笼的笼圈、笼条、笼门、底座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浮雕,各种人物、事物、风景……看得分明。“鸟笼上的浮雕图案是我根据《红楼梦》里的场景还原而来,经过雕刻后,鸟笼既具有了实用性,也具有了艺术性,更受市民欢迎。”邹德旭说。除了鸟笼,为了让更多市民接触到竹雕技艺,邹德旭的竹雕制品也向一般生活用品转变,屏风、笔筒、茶叶筒、挂件等都是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物件。这些小物件既方便了生活,也为生活增添了几分雅致。“很多是临时发挥的,只要心静下来,我马上就可以进入状态创作。”看着自己的作品,邹德旭眼里透露出说不完的欣喜。

眼前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有些消瘦,下巴尖尖,颧骨高高。8月17日,白沙的天空飘着细雨,我们跟随着王启敏,走进他的家,走进他的骨雕世界。

民俗文化极佳载体

在这些竹雕作品中,邹德旭多以中国四大名著、神话传说、民风民俗为蓝本进行创作。一个个熟悉的人物,一段段耳熟能详的故事,一幅幅亲切的画面让竹雕变得趣味十足,也拉近了与人们的距离。“当今的工艺品要融入今天的生活,也要展现今天的生活,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给人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这理应成为这一时代工匠的追求。”邹德旭认为,工艺品不能一味地去迎合市场,应在延续古人精深功力的同时,走出符合新时代的道路。当下,邹德旭正以他精湛的竹雕手艺和对这份手艺独到的理解,开创着未来。

王启敏家在白沙县城的一隅,房子有些老旧,走进有些昏暗的屋子,二楼的一间小屋子便是他的工作室。在屋子的墙壁上,挂着一些动物的骨头,桌子上摆放着一些骨簪的成品和半成品,还有刻刀等。

在郝春林的家中,记者看到一堆雕刻工具,诸如定格圆规、斜口刀、直口刀、圆口刀、剪线刀、刻笔、透孔器等足有二、三十种。郝春林老人说,刻了一辈子的葫芦,仅工具就换了10余套。在老人北屋的条几上,摆放着许多老人雕刻的葫芦成品。谈及这些精美的艺术品,老人感到非常得意。

找个凳子,记者坐下,王启敏开始向我们介绍:骨簪是黎族文物中的精品,被定为一级民族文物。如今,当世人渐渐了解黎锦、龙被等珍贵黎族文物时,骨簪却仍披着神秘的面纱,世人知之甚少。

郝春林老人表示,以前雕刻的尽是一些“扁圆葫芦”,也就是常说的蝈蝈葫芦,现在又增添了“大葫芦”、“亚腰葫芦”等。记者发现,郝春林老人的这些作品经上色后,花鸟、虫鱼、走兽、人物栩栩如生。根据古典剧雕刻的《三英战吕布》、《花木兰从军》、《水泊梁山》、《武松打虎》都十分生动鲜活。其中,《穆桂英挂帅》、《三娘教子》、《墙头记》、《樊梨花征西》、《四郎探母》以及《八仙过海》等一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图案在葫芦上雕刻得最多。

王启敏在白沙县文化馆工作,多年来一直从事文物普查工作,而正是这份工作,让他和骨簪结缘。

对于东昌雕刻葫芦的制作工序,郝春林老人说,雕刻葫芦一般分三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将成熟的葫芦放在锅中煮,然后发酵去掉青皮。第二道工序是雕刻各种图案。一般雕刻葫芦的技法是“刻”或“片”,东昌雕刻葫芦雕刻技法上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借鉴了雕刻工艺的镂雕技法,将构图以外的空白部分全部镂空,透刻上折线纹、如意纹、古钱纹等各式花纹,不仅改善了葫芦的透气传声性能,也增强了葫芦的整体审美效果。第三道工序是上色。先用灰同油搅拌均匀,加入色料,抹在雕有图案的葫芦上,最后把葫芦表面擦拭干净,留在图案凹槽的油灰会使图案更加清晰逼真,永不褪色。“特别是花葫芦的片刻是东昌葫芦雕刻中最为普及的技艺。在下刀之前,先将葫芦染色。染色后的葫芦呈紫红色,非常鲜艳,用刻刀片出花纹后,红底白茬,极其醒目艳丽。”郝春林老人说。

1993年,王启敏随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白沙进行文物普查时,来自北京的专家宋兆麟看到骨簪技艺流失的现状时,很是担忧,就告诫王启敏,一定要向老艺人学习制作骨雕的技艺,将其传承下来。

东昌府区葫芦协会会长李广印说,东昌雕刻葫芦是中国葫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寓意与仙道、宝贵、长寿、子孙繁盛等有密切相关,文化内涵 极其丰富,深受各国人的喜爱。今年,日本爱瓢协会一行19人来聊访问就证明了这一点。

王启敏当时就答应了宋兆麟。宋兆麟回到北京后,就买一个一套刻刀,给他寄了过来。

东昌雕刻葫芦在选材、加工都有其独到之处,其地域的适宜性、质地的独有性、题材的广泛性、技法的独特性、风格的多样性,在中国民间工艺品中实不多见,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发掘、抢救东昌葫芦雕刻文化,可以从独特的视角,研究当时特定历史空间下东昌府区的工艺方式、民风民俗、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昌雕刻葫芦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学习骨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骨簪的花纹图案丰富多彩,风格各异,花纹图案不能预先画模,而是雕刻者根据自己对图案的构思和理解直接刻上去的,这也是老艺人相继去世,年轻人没人传承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莎娱乐,“葫芦雕刻”传承路远

可贵的是,王启敏从小就喜欢画画和雕刻,在课余他喜欢用铅笔和钢笔在纸上绘画素描,在木版和竹片上用小尖刀雕刻简单的动植物和花草图案,这为他学习骨雕打下了基础。

东昌雕刻葫芦在长期的传承历史中,逐渐形成了闫寺、梁水镇和堂邑镇路庄等三大雕刻谱系。

从1993年起,王启敏开始跟黎族老艺人符亚国学习骨雕,在老艺人的精心指导下,渐渐地学会和掌握骨器制作和骨雕技艺。

东昌府区葫芦协会相关人士透露,闫寺雕刻谱系代表人物为闫寺办事处李什村农民李玉成。他最擅长雕刻“八仙过海”、“二龙戏珠”、“武松打虎”以及《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和民间传说题材的图案。

就在王启敏学会这门技艺并开始着迷时,符亚国也离开了人世。

梁水镇雕刻谱系第六代传人王新生是梁水镇后王村农民,善刻吉祥图案、人物、山水,雕刻技法以“片葫芦”和“戏葫芦”为主,尤精于“片葫芦”。

王启敏成了白沙乃至全省唯一掌握骨簪雕刻的人。

郝洪然是堂邑镇路庄雕刻谱系郝氏第五代传人,20世纪70年代随父辈学习家传葫芦技艺,其雕刻“片”、“雕”、“镂”并重,尤其精于“戏葫芦”的雕刻,其法是用针划,辅以刀刻,之后还用颜色加以点缀,以使线条更加醒目。内容多取自古代戏曲人物和神话传说,多精刻细描,形象逼真。

雕刻技艺代代相传

尽管东昌雕刻葫芦形成了三大谱系,但由于现在的葫芦雕刻艺人只有10余人,并且大部分艺人年事已高,有的已弃刀多年,很难再出精品之作,技艺精湛且能推陈出新者只有极少数人。同时,目前市场对雕刻葫芦需求量少,且价位低廉,致使很多艺人转向市场前景看好的、具有现代气息的烙画葫芦制作。业内人士透露,整个聊城市一年生产传统的雕刻葫芦也不过1万个。

看着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很难想象桌上那精美的骨簪竟然出自他手。更很难想象,一枚小小的兽骨上,能雕刻出如此精彩的花纹,如此精美的文化密码。

东昌府区文化局局长李广印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成立了东昌府区葫芦协会,同时,对葫芦雕刻艺人、传人进行专门培训,用5至10年时间培养100名左右的葫芦雕刻艺人,必要时成立葫芦雕刻艺术学校,培养更多的葫芦雕刻人才。

王启敏说,在多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黎族地区有着悠久的骨雕文化,只是现在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不过,这只是一个开端,要使东昌雕刻葫芦真正形成品牌并顺利传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广印最后说。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生产、生活中,黎族对动物的骨骼尽其所用。骨料一是来源于狩猎;二是家畜宰杀后留下来的。骨器的种类有:骨铲,主要用途一是掘土、除草,除灰和食具;骨刀,主要用于收山栏稻;骨刮器,用于脱取山栏稻谷;打纬刀,又名机刀,是原始织机的重要机件;骨梭,为织鱼网的工具;骨镖,为刺鱼的工具,安有特殊的木柄和绳索;骨簪,用于美发、固发;骨梳,用于装饰头发;项链,用于装饰和避邪。

在所有的骨雕中,骨簪最为精美,雕刻技术最为高超,所含的文化密码最为丰富。现在在民间寻找骨簪,越来越难,人形骨簪是黎族妇女的头饰品之一,既是雕刻精美的民间工艺品,又是黎族珍贵的民俗文物。

骨簪的雕刻技艺是父传子,代代相传延续至今。骨簪一般是自制自用的,如供自家的妻子、女儿、媳妇使用,有时也赠送给亲戚好友,有时也作为商品,主要是用来以物易物,如用来换取生产工具、衣服、耕牛等,可见其价值的昂贵,但没有直接买卖换取金钱。此外男青年把骨簪送给心上人作为定情物或纪念物,妇女则将其视为爱情、婚姻的象征。

无论是自用或是他用,骨簪的作用始终没有改变──头饰品。妇女挽髻于脑后,插入骨簪起固定作用,防止发髻散开,同时作为装饰的饰品、美的象征,是异性对妇女美与否的评判标准之一。妇女在走访亲戚、出嫁、节假日等重大活动都插戴骨簪,这已成为白沙润黎妇女服饰的一个重要标志。妇女死后必以骨簪作为随葬品,要砸碎以防被人拿走,这样才能与死者相伴相随。

王启敏说,由于骨簪父子相传的特质,这成了骨簪流失的一个原因。而骨簪流失的另外原因还有,当时在文革期间,曾烧毁一批骨簪;在上个世纪90年代,广东博物馆征集走一大批;不法外商和文物贩子参与贩卖,以及一批骨雕老艺人的相继去世,都是导致骨簪日渐稀少的原因。

解码骨簪文化密码

海南省黎族文化鉴定专家王海昌这样评价王启敏的骨雕:“王启敏从当时学习骨雕走到现在,雕刻技艺愈发成熟,如今的作品已经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原来老艺人留下骨簪不相上下。在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王启敏一人拯救和传承了黎族精美的骨簪文化。”

骨簪所雕刻的花纹不但精美,里面还含有许多文化密码。

王启敏介绍说,人形骨簪有单人头和双人头两种。一般通长18至25厘米、宽1.5至2.1厘米、厚0.5至0.8厘米。它是由头部、身部和脚三部分组成,头部是由人头像和帽组成。

据王启敏的研究,人头像是一个峒主的头像,是黎族民间传说中一位英雄的头人,将其形象雕刻在骨簪上,以示崇敬和纪念,这是祖先崇拜的表现。身部和脚分别刻有各种动植物图案和方形、三角形、菱形、几何纹、水波纹等多种精美的装饰花纹。

骨簪的花纹图案丰富多彩,风格各异,没有两支一模一样的骨簪,这是由于雕刻艺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审美理念来雕刻图案,同时受手工制作的影响,没有统一或规范化的图案。骨簪的头冠或身部钻有3─5个小孔,供穿上小银链和红色的丝穗,小银链上挂有小铃铛和彩色草珠,使骨簪多姿多彩,美观亮丽。

如此精美的骨簪如何雕刻而成?

王启敏拿起桌上的一支骨簪,向记者介绍骨簪的制作工艺:人形骨簪的材料,一般选用牛腿骨,有时也用其它的兽骨,如鹿腿骨,但不多见。

选好材料后,第一道工序是将骨放入水中浸泡,使骨髓、残存的肉丝、油脱掉,并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去味,晒干后用小钢锯或利凿按规格将之割成长条形状,接着放在砺石上磨平、磨光滑。

第二道工序是用锋利的凿子或刻刀把人头像及各种花纹图案镂刻在骨条上,这些花纹图案不用预先画模,而是雕刻者根据自己对图案的构思和理解直接刻上去的,刻完后涂上一层黑烟或深蓝色的植物液浆为颜料,使之浸入刻痕中,再打上蜂蜡固定。

最后一道工序是用磨擦法将骨条表面上多余的涂料和蜂蜡磨掉,就显露出黑白或蓝白相间的花纹图案,一支精美的骨簪就制成了。

王启敏说,刻制一支骨簪大约需要5─12天的时间,主要看雕刻者的熟练程度。雕刻是一种技艺含量很高的活,雕刻者要具备一定的艺术造诣和雕刻技艺,同时要细心和有毅力。这也是如今骨簪雕刻难以传承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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