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里演出300多场,那天在校园里偶然看到你们

指挥界教母的交响乐之梦

中国乐器行业网 2011.12.06

1929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6岁开始学习钢琴。18岁那年,如父母所愿,她考上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读预科。然而,郑小瑛却一心要去解放区干革命,为此不惜三次从家中逃走。到了部队,有音乐功底的郑小瑛被分到了文工团。当看到一起合唱的女兵们都不识谱时,她自告奋勇打起了拍子,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干起了指挥。

1955年,郑小瑛成为苏联专家挑选的合唱指挥学员中唯一的一名女生;1960年,她改学交响乐指挥;1962年,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她指挥公演了歌剧《托斯卡》,成为第一个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人;上世纪70年代末,她指挥用汉语演唱的法国歌剧《卡门》,震惊世界乐坛。

她是青年指挥家的良师,目前活跃在国内外指挥舞台的指挥家吴灵芬、陈佐湟、俞峰、胡咏言、吕嘉、王进、高伟春、彭鹏等都曾师从于她;她是深入民间的音乐传播者,毕生致力于高雅音乐的普及和传播。

2011年9月23日,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时隔30年后,经典歌剧《伤逝》校园版《紫藤花》在这里重新绽放。只是与所有歌剧演出不同的是,演出结束后,指挥没走,演员没走,很多观众也留了下来。在随后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里快乐洋溢,笑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好像这里刚刚结束的不是一场严肃的歌剧。

“合唱团的衣服能不能再美一点?”对于观众的建议,她点头称谢。

“您是我老师的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后辈的致意,她谦谦笑纳。

这是《紫藤花》在演出结束后与观众进行的一场“演后谈”,舞台上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是乐池中少见的挥斥方遒的“女主帅”新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女指挥家,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郑小瑛。82岁高龄的她用边演奏边讲解的“郑小瑛模式”,激发了所有人视听音乐的潜力。而这场演出,是她和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带给北京观众的一场形式“另类”的歌剧演出前有讲解,演出后有“演后谈”,主演是草根演员,合唱是在校学生。

郑小瑛的“另类”离不开一个“创”字50岁开创“郑小瑛模式”,60岁创建爱乐女乐团,70岁创办厦门爱乐乐团,耄耋之年又创办了厦门工学院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

郑小瑛笑称,其实她的“另类”只为一个目的普及高雅音乐。“我不愿意看到‘阳春白雪’永远‘和者甚寡’,我相信‘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希望更多的人爱音乐,懂音乐,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补一点课而已。”

这一课,郑小瑛一补就是30多年……

创“郑小瑛模式”边演边讲

1979年深秋,北京西郊五道口影剧院门前,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观众早早地涌向剧场,为的是欣赏阔别已久的歌剧《茶花女》。

中国的舞台已经被禁锢了十多年,《茶花女》复排上演,这是郑小瑛期盼已久的时刻。只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她举起指挥棒,哀婉柔情的序曲音乐奏响时,观众还在自顾自地说话、聊天。“国内观众不理解为何开演这么久仍只有音乐,看戏嘛,大家都等待着大幕升起,根本没把你当回事,有的嗑瓜子,有的吃花生,还有孩子在场下乱跑,乱哄哄的就像是集贸市场。”

郑小瑛的手没有停下来,为了和嘈杂的喧哗声竞赛,乐队不得不放大音量来演奏本该用弱音演奏的主题。让郑小瑛更意外的是,在茶花女轻轻唱起宣叙调“赶快请他进来”时,场内竟发出了哄堂大笑。

“这笑声,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时隔多年,郑小瑛依旧感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能怪他们吗?大家都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歌剧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怪物。”

郑小瑛记得,幕间休息时,有很多年轻观众跑到乐池旁,围着想看个究竟。

“怪不得这么齐呢,敢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

“喂,打拍子的阿姨,你们这光唱不说的叫什么戏呀?”

此时的郑小瑛才清醒地意识到,在十年浩劫中,文化艺术领域被践踏, 人民的思想被禁锢,如今,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渴望补充精神食粮,渴望了解世界。“当时我就想,为何不在开演前办个小讲座,用简单易懂的话向观众介绍一点歌剧以及欣赏歌剧和交响乐的常识呢?我真心希望年轻人知道除了港台流行歌曲、摇滚乐和迪斯科外,还有更美的音乐和民族乐器。”

这一年的冬天,郑小瑛精心准备了一个介绍歌剧《茶花女》的讲稿,“准备这篇深入浅出的讲稿,比备一堂专业指挥课花去的时间更多。”

但剧院不愿增加宣传费,为了让观众知道开演前还有20分钟的讲座,她只能请人帮忙在售票处贴一张告示。“我们把讲座安排在观众休息厅,因为不想强迫,这样也不会被陆续进场的观众打扰。一开始,我用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把音乐主题录进去,再画一张歌剧音乐主题谱例的‘大字报’,就带着这两样东西到门口去吆喝,让观众知道开演前有个音乐讲座,希望他们早点来听。”郑小瑛回忆,在她的一声吆喝之后,总会有一批兴致勃勃的观众随她而来。

从此以后,只要郑小瑛担纲指挥,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饶有兴致地给观众普及歌剧和交响乐的常识,而她的“课堂”有时候是在休息室,有时候就地取材,“有一次在邯郸演出,我拿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就讲,大家都好奇地问,她是干什么的?卖膏药的吧!演出开始后,哦,才发现我是打拍子的。”

郑小瑛的讲座,深入浅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提前来到剧场。“郑小瑛模式”从此传开。

但这为观众免费开启的讲座,开始并不被圈内人看好,“他们认为是多此一举,一个指挥做好演出就够了,观众是否能听懂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可郑小瑛认为,和者日众’不是等待,而是积极地通过高质量的演奏为大家开拓新鲜的听觉审美观,通过亲切易懂的方式,用文字和语言打消听众的距离感,帮助大家逐渐走进‘阳春白雪’的天地。”

她到学校,到工厂,到农村……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介绍歌剧和交响乐的机会。逐渐,演奏序曲时,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了,演出中也没人嬉笑喧哗了,演出结束时有了观众向演员致谢的掌声,乐池中的指挥也有时间走到台上来接受观众的欢呼了。更有观众因没赶上讲座或没有听全,还专为讲座再去买下一场的票。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愿意为音乐事业献身的郑小瑛却陷入了极度矛盾与痛苦中。

“港台音乐风靡大陆,中央直属机关文艺团体的许多名角都去‘走穴’,合唱队赋闲了,歌剧也不演了。我非常热爱歌剧,可我却无法挽回严肃音乐下滑的趋势。”郑小瑛的无奈与痛苦引起了西洋乐器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和小提琴家朱丽的强烈共鸣,“有一次我们三人凑到一块儿,偶然说起,大家深有同感,我们都希望年轻人能有更多机会了解高雅音乐的美妙,后来就商量,能不能找一批热爱音乐事业又不计报酬的志愿者,组建一个旨在为年轻人普及交响乐知识的室内乐团,义务地把交响乐送到学校去呢?”

就这样,她们马上分头打电话联络,“没想到居然有十几人响应,把我们高兴坏了。当时答应无偿演出的几乎全是女同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一想,就叫爱乐女吧!”爱乐女室内乐团就这样于1989年12月诞生了。

爱乐女是深藏在郑小瑛心中的一个无价宝,因为在当时“没钱不干”的社会潮流中,爱乐女是一个不占国家编制、一切经费全靠自筹的志愿者乐团,既不发工资,也不评定职称,更不会分房子。

“那个年代流行走穴,抓起电话第一句要问清楚多少钱。但是爱乐女从不计较这个,而是直接问,到哪里集合。大家往往是刚从各自单位下了班,就立刻顶着酷暑或严寒赶来,随团队一起到很远的地方演出。”郑小瑛记得,“有一次到昌平的石油大学演出,二胡演奏家宋飞是我们接车的最后一站。那天下着大雪,又没手机。因为路滑,车子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猜想宋飞可能已经走掉了,没想到,远远看到她拎着两把二胡在雪地里不停地跳,就这样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

作为把高雅音乐引进校园的先行者,爱乐女的演出总能吸引同学们提前到剧场礼堂占座,演出时不仅座无虚席,甚至连过道、大门外都会挤满年轻的听众。

1994年,当郑小瑛得知世界妇女大会将于第二年在北京召开时,她脑子里闪出一个想法, “何不成立一个女子交响乐团来展示中国妇女的才华与风采?”

考虑周全后, 郑小瑛决定主动请缨。

1995年的金秋,在爱乐女室内乐团基础上组建的爱乐女交响乐团登上了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的舞台。这是中国第一个女子交响乐团,108名演奏员手执中国乐器和西洋乐器,身穿白纱长裙,随着郑小瑛手中的指挥棒轻轻一扬,美妙的音乐瞬间涌向了全场。她们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妇女在被誉为“阳春白雪”的艺术上的才华与风采。

一位来自美国的女音乐家感叹,“在舞台上,郑小瑛是那么温文尔雅、优美高贵,她那指挥家的手总是在轻盈地飞舞着,仿佛在安抚、迎合和抚摸着每个音符,好像音符就环绕在她周围……”还有观众告诉她,“世界上不是没有女子交响乐团,但是规模都很小,像这么大规模的,又那么有气势的,没有。这不仅仅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也是世界妇女的骄傲。”

爱乐女这支“低谷中的鲜花”,成立6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默默耕耘在高雅音乐这片备受冷落的“乐”土上,她们利用业余时间一共演出了近300场,到过70多所大中学校和厂矿、农村,听众约23万人。然而,有着骄人成绩的爱乐女却由于当年志愿者团体的体制始终理不顺而不得不解散。

1996年的8月,郑小瑛在北京音乐厅指挥爱乐女乐团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她面带微笑地向满场观众宣布了这一消息。“我没有向观众讲原因,只说我们不得不停止了,结果观众都愣了。”

望着站在台上的演奏员们,台下突然爆发出一阵阵呼喊和掌声。人们把一束束鲜花抛向舞台,向她们表示敬意。台上的爱乐女们听着这经久不息的掌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她们轻轻地敲击着谱架表示对观众的谢忱,任满眶的泪水流下。

郑小瑛记得,当时台下有人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爱乐女,我们已经这么喜欢你们,你们一定不能解散,我们太需要你们了。纸条上面还有眼泪,我非常感动。宣布解散之后,我才感觉到人们是那么需要我们,之前我们只知道埋头去做。有一封来信就说,郑老师,你们光顾埋头拉车了,都没注意后面上来多少人,你们半路把车撂了,这些人怎么办呢?”

爱乐女乐团无奈解散,郑小瑛坠入了一种说不清的怅然中。这时,厦门政协主席蔡望怀向郑小瑛发出邀请,请她南下创建一个民办的职业交响乐团。“作曲家殷承宗是鼓浪屿人,他说自己的《黄河》在世界上演了几百场,可在家乡从未演过,因为没有好的乐队,这刺激了厦门的领导。殷承宗和他们说,要搞乐队,必须请我来做音乐总监。”

父辈是客家人,自己是不是也要回到八闽大地?郑小瑛有些犹豫。自言“近乡没有情怯”的她亲自去了趟厦门,“感触最深的是去了陈嘉庚先生晚年居住的归来堂,了解了他将全部财产捐资办学的事迹,这样一个只读了几年私塾,却寄满腔心血于教育的老人,一下触动了我。”

郑小瑛决定要“东南飞”了,老伴第一个反对,“哪有你这样的,都奔70的人了,还去创业?”他一点都不赞成我。可早在50年前的圣诞夜,刚刚考入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郑小瑛便违背了家庭的意愿她挥别灯火辉煌的上海和心急如焚的母亲,义无反顾地投向了解放区。这一回,她要再次解放自己,冲破的不再是家庭的禁锢,而是体制的沉疴。更何况,只要是能够推广交响乐的事,郑小瑛都愿意去尝试。

然而,就在此时,一场灾难悄悄向她袭来。郑小瑛被查出患上了癌症。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向它屈服”是贝多芬在病痛中的宣言。郑小瑛说那首《命运交响曲》给了她力量。就在被查出癌症的当天和第二天,她还走上讲坛给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做了两场音乐讲座,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四个月后,郑小瑛即康复出院,戴着发套,又站在了指挥台上。她幽默地告诉朋友:“老太太我又要打起背包出发喽!”

1998年9月9日,厦门爱乐乐团在鼓浪屿音乐厅举行了建团首演。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的吴仪来了。原来,早就在学生时代,吴仪就在学校里听过郑小瑛的歌剧和交响乐讲座,当得知她创建了厦门爱乐,主动提出要听这场音乐会。

然而在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交响乐基础几乎等于零的城市,创办一个职业交响乐团谈何容易。筚路蓝缕的艰辛,恐怕只有郑小瑛最有感触了。“刚演出时,观众寥寥无几,有一次只来了22个观众,比台上的人还少。”面对这22个观众,郑小瑛并没有丧失信心,“现在观众少,是因为懂音乐的人不多,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高雅音乐。只要努力下去,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但是,乐团很快遭遇了经济危机,“到厦门的最初几年,每到年底我就发愁,不知道工资从哪儿来,乐团几次面临着解散。在厦门,很多人没听过交响乐,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拿这么多钱来搞交响乐。”

一次,乐团急着发工资,财务人员去了几次都得不到区长的批条,郑小瑛只好利用午休时间,气喘吁吁地上山去堵前来开会的区长。“我提前半个多小时去,坐在门口等。”区长最终签批了,但签批的同时还说了一句话:“郑老师,这是因为有你,如果你不在,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给的。”郑小瑛无比尴尬和心痛,“这看起来是对我的恭维,但实质上却是对交响乐事业的无比贬低和藐视。”

“埋头苦干,干到人们认可你的时候,你就有救了。”这是郑小瑛和厦门爱乐一道走过的最深感受。

从首场演出只有30多名乐手,到现在厦门市的城市名片,再到2007年赴欧巡演……厦门爱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仅用了十年时间便在业内声名鹊起。乐团不仅成功得到了企业稳定的资金支持,厦门人民也深深懂得了这个交响乐团对于城市的意义。

2011年4月22日晚,意大利歌剧《茶花女》中文版在从未演过歌剧的厦门首演了。虽然这里从未上演过歌剧,但并不意味着第一次演歌剧就没有人看得懂。随着剧情的推进,无论是第二幕二场大幕拉开时华丽壮观的场面,还是第三幕男主人公回到女主人公身边时的情真意切,都赢得了在场观众激动的掌声。而这都是戏剧的兴奋点所在。

把《茶花女》中文版推上舞台的,正是郑小瑛和刚刚成立不久的厦门工学院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郑小瑛说:“虽然十几年前,由于不合理的文艺体制严重束缚了歌剧事业的发展,我不得不挥泪告别我心爱的歌剧,但我依然关心着歌剧的发展,心里一直在挂念啊。”

创办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担任教师的大多是歌剧指挥,如吴灵芬、张国勇、俞峰、李心草、高伟春、吕嘉、王进、张弦等,一年推出中外两部歌剧制作……这让我们又看到了郑小瑛另外一条民间歌剧创业之路。

如今,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所做的一切努力,早已不再是为个人成就的锦上添花了。

2011年9月22日至25日,郑小瑛带着最新制作的校园歌剧《紫藤花》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抒情、清雅、优美的音乐,简单到只有两个角色的剧本,精致到只有十来人的乐队,简约到只有两株茂盛的紫藤花布景的舞台,让我们这些看惯了大制作歌剧的人,重新有了一种心境回归到校园时代的感觉。而这也正是郑小瑛用心良苦的目的所在,“我想用这种有着青春情怀的故事,以这种简便的方式,把歌剧这门贵族艺术带进校园。”

《紫藤花》在国家大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她坚持让厦门的“草根演员”担纲剧中的两位男女主角和两位男女歌者,他们有的是来自艺术院校声乐系的老师,有的是在校学生,还有热爱歌剧的企业家。郑小瑛说,为了来大剧院演出,请明星演员,那不是她的目的。“我希望能够培养年轻演员,这些草根演员参演,一定会激励更多的人来关注歌剧,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这个事业才能发展。”

为了普及她的“阳春白雪”,郑小瑛已忙了几十年,“还要再干几年?5年?18年?18年太零碎,算了,20年吧!”郑小瑛笑了。看来,郑小瑛的生命交响曲还远没有接近尾声……

----来自新民网

人民日报:做音乐的摆渡人

时间:2018年08月10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小瑛

  与能否在国际大赛中获奖、能否跻身国际舞台相比,我认为更有价值的是把在外面学到的知识、技巧以及科学理念“洋为中用”,更好地服务大众,做好基础音乐教育

  我做指挥家的几十年,也是从事音乐普及和音乐教育工作的几十年。我主张交响乐、歌剧音乐同样应该为老百姓享有,“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1978年我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复排意大利歌剧《茶花女》。正式演出时,剧场里熙熙攘攘,弱音凄美的序曲竟无法开始,有观众趴在乐池边上问:“你们这是什么戏啊,怎么只唱不说啊?”观众席里还有人大声聊天、嗑瓜子,这让我心里很难过。于是,我决定每次开演前20分钟,带着写有音乐主题的纸板和小录音机在走廊进行“歌剧音乐欣赏”讲座。在讲座上,我告诉大家,歌剧是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观看时要注意音乐形象和音乐表现。讲座受到听众热烈欢迎,有人在节目单上做笔记,还有人第一天没听全讲座,为此又去买了第二天的票再听讲座,等等。大家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感动着我,于是只要是我指挥,我就带着总谱、砖头录音机、演出服,挤公共汽车提前到剧院,讲完后直接下乐池进行指挥。其实,普及讲座并不容易,要避开生涩的音乐术语,做到深入浅出,每次准备都要经过一番斟酌。音乐没有具体形象,重在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意图以及基本知识,引导人们发挥想象力,这时候音乐家切忌炫耀学问。

  几十年来我可能已经做了数千场音乐讲座和边演边讲的音乐会,有人称它为“郑小瑛模式”。现在我已淡出舞台,但还有很多人记得我,我觉得这不是因为我的指挥艺术有多高超,而是因为我很在乎观众。有一次我带乐团在杭州演出,一对老夫妻坚持要到后台见我,说忘不了几十年前我在歌剧《卡门》演出前站在肥皂箱上给大家讲解的场景,为这次见面,他们特意带来一张小孙子学琴的照片给我留作纪念。还有一个孩子来信说:“那天在校园里偶然看到你们的演出,改变了我人生的追求。”这样的反馈带给我的幸福感真是无以言表。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几位女音乐家创建我国第一个志愿者室内乐团“爱乐女”,把许多中外经典音乐送到各地大学,五年里演出300多场。2005年,殷承宗邀请我到美国卡耐基音乐厅合作《黄河》,硅谷的华人合唱团知道后,坚持请我到旧金山做一场讲座,原来他们很多人都曾是“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听众。2009年我带厦门爱乐乐团在旧金山演出刘湲作曲的《土楼回响》,当需要与当地合唱团互动时,他们竟组织了240人的中西合唱团共唱客家之歌——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几十年来,正是广大观众的反馈和需要激励我“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我也在分享中收获人生价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在多个群众合唱团教唱抗战歌曲,在抗日剧社开演前和闭幕后热情洋溢地教观众学歌;我国交响乐团奠基人指挥家李德伦也做了许多音乐普及工作,他常常用风趣的语言带动起人们对音乐的兴趣。这些前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如今的音乐会常常有专人来做“导赏”,但如果指挥家自己解说,一定会增添亲切感和信任感,因此,我总是动员学生们到观众中去。

  在国内我推动经典交响乐和歌剧普及,在交响乐未被开垦的地方建立乐团;在国外我坚持在柏林爱乐大厅、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等国际一流音乐厅,向西方主流社会展示中国交响乐作品“洋为中用”的优秀成果。比如表现客家人精神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已在12个国家演出了71场,很受欢迎。

  近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努力推动“洋曲中唱”。现在国内流行用原文演唱舶来的歌剧。唱原文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洋曲中唱”更为所需。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唱各国“原文”,旁边的纽约城市歌剧院就只用英文演唱各国歌剧;英国皇家歌剧院演唱原文,旁边的英国国家歌剧院也只用英语演唱——我们呢?我国各地声乐教学多以照搬洋文为荣,许多演出以唱原文为“上品”,为此不惜砸下重金,罔顾有些演员并没有透彻掌握原文,台下观众更不知台上所唱。上世纪80年代,我和中央歌剧院合作的用中文演唱的《茶花女》在天津40天里上演39场,每场观众2000余人,场场爆满。我相信只要艺术家用心,就会出现更多“洋为中用”的精品,带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喜欢上歌剧。我坚定地认为,与能否在国际声乐大赛中获奖、能否跻身国际歌剧舞台相比,更有价值的是把在外面学到的知识、技巧以及科学理念,“洋为中用”地服务好中国百姓、做好基础音乐教育。

  我今年已经89岁,还想为身边的中小学音乐老师做一点指挥法基础的培训,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接棒音乐普及工作,通过几代人共同努力,为国民音乐教育再做一点实事。

  (本报记者徐馨采访整理)

  郑小瑛,1929年出生于上海,闽西客家人。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教育家。上世纪60年代留学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为世界合唱比赛荣誉艺术主席团永久成员,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两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等。

几十年来,正是广大观众的反馈和需要激励我“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我也在分享中收获人生价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在多个群众合唱团教唱抗战歌曲,在抗日剧社开演前和闭幕后热情洋溢地教观众学歌;我国交响乐团奠基人指挥家李德伦也做了许多音乐普及工作,他常常用风趣的语言带动起人们对音乐的兴趣。这些前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如今的音乐会常常有专人来做“导赏”,但如果指挥家自己解说,一定会增添亲切感和信任感,因此,我总是动员学生们到观众中去。

图片 1  5月11日,克立楼三楼报告厅座无虚席,南强学术讲座迎来了中国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女士,我校副校长邬大光等出席了本次讲座并为郑小瑛颁发了厦门大学南强学术讲座纪念牌,艺术学院院长苏力为主持人。

我今年已经89岁,还想为身边的中小学音乐老师做一点指挥法基础的培训,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接棒音乐普及工作,通过几代人共同努力,为国民音乐教育再做一点实事。

  听郑小瑛教授的讲座,你便能想到她在指挥台上的样子:热情奔放,气魄雄厚,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她的语态平和从容,声音也非常悦耳动听,很难想象她已年过八旬。讲座的最后,郑教授说到:“歌剧的艺术价值应该被认可,中国人民、厦门人民应该知道它。”抱着这样的愿景,她带领自己戏称为“草台班子”的福建演员们刻苦排练,终于将于本月把《茶花女》搬上厦门舞台,这也是福、厦历史上西方经典歌剧第一次全本上演。

与能否在国际大赛中获奖、能否跻身国际舞台相比,我认为更有价值的是把在外面学到的知识、技巧以及科学理念“洋为中用”,更好地服务大众,做好基础音乐教育。

  郑小瑛教授是我国建国后第一位女指挥家,也是我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现任厦门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首席指挥,厦门大学兼职指挥教授。是《爱乐女》乐团的音乐总监和创办人之一,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常务理事。

1978年我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复排意大利歌剧《茶花女》。正式演出时,剧场里熙熙攘攘,弱音凄美的序曲竟无法开始,有观众趴在乐池边上问:“你们这是什么戏啊,怎么只唱不说啊?”观众席里还有人大声聊天、嗑瓜子,这让我心里很难过。于是,我决定每次开演前20分钟,带着写有音乐主题的纸板和小录音机在走廊进行“歌剧音乐欣赏”讲座。在讲座上,我告诉大家,歌剧是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观看时要注意音乐形象和音乐表现。讲座受到听众热烈欢迎,有人在节目单上做笔记,还有人第一天没听全讲座,为此又去买了第二天的票再听讲座,等等。大家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感动着我,于是只要是我指挥,我就带着总谱、砖头录音机、演出服,挤公共汽车提前到剧院,讲完后直接下乐池进行指挥。其实,普及讲座并不容易,要避开生涩的音乐术语,做到深入浅出,每次准备都要经过一番斟酌。音乐没有具体形象,重在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意图以及基本知识,引导人们发挥想象力,这时候音乐家切忌炫耀学问。

  歌剧被誉为音乐王冠上最璀璨的珍珠,郑教授从opera的含义、歌剧的定义开始,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逐步为大家揭开了这门被视为阳春白雪艺术的神秘面纱。世界名著《茶花女》是小仲马的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了城中名妓薇奥莱塔与青年阿尔弗莱德凄美的爱情故事。意大利浪漫主义作曲大师威尔第请人将其译成意大利文,并为之谱曲,改编为歌剧《茶花女》,成为了世界歌剧史上最卖座的经典作品之一。小仲马曾无限感慨的说:“五十年后,也许谁也记不起我的小说《茶花女》了,但威尔第却使它成为不朽。”

近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努力推动“洋曲中唱”。现在国内流行用原文演唱舶来的歌剧。唱原文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洋曲中唱”更为所需。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唱各国“原文”,旁边的纽约城市歌剧院就只用英文演唱各国歌剧;英国皇家歌剧院演唱原文,旁边的英国国家歌剧院也只用英语演唱——我们呢?我国各地声乐教学多以照搬洋文为荣,许多演出以唱原文为“上品”,为此不惜砸下重金,罔顾有些演员并没有透彻掌握原文,台下观众更不知台上所唱。上世纪80年代,我和中央歌剧院合作的用中文演唱的《茶花女》在天津40天里上演39场,每场观众2000余人,场场爆满。我相信只要艺术家用心,就会出现更多“洋为中用”的精品,带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喜欢上歌剧。我坚定地认为,与能否在国际声乐大赛中获奖、能否跻身国际歌剧舞台相比,更有价值的是把在外面学到的知识、技巧以及科学理念,“洋为中用”地服务好中国百姓、做好基础音乐教育。

  郑小瑛教授曾指挥过160多场《茶花女》的演出,对这场歌剧时她充满热爱,回忆起1979年深秋,被禁演十几年的歌剧《茶花女》与北京的观众见面,演出效果出奇热烈,随即在京、津、沪、杭等地的巡回演出均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特别是在有2000个座位的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里,创下了连演40场都场场爆满的空前纪录。讲座中她以英国皇家歌剧院的演出的一场《茶花女》DVD为例,为观众详细讲解该剧,同时对某些地方、某个人物的特殊音乐表现方式进行点评,穿插讲述了歌剧谢幕礼仪等常识。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郑小瑛以同声翻译的方式讲解了每一句意大利语歌词的含义,师生们不仅为原汁原味的歌剧魅力所打动,也对郑教授深厚的艺术修养感到敬佩。

我做指挥家的几十年,也是从事音乐普及和音乐教育工作的几十年。我主张交响乐、歌剧音乐同样应该为老百姓享有,“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几位女音乐家创建我国第一个志愿者室内乐团“爱乐女”,把许多中外经典音乐送到各地大学,五年里演出300多场。2005年,殷承宗邀请我到美国卡耐基音乐厅合作《黄河》,硅谷的华人合唱团知道后,坚持请我到旧金山做一场讲座,原来他们很多人都曾是“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听众。2009年我带厦门爱乐乐团在旧金山演出刘湲作曲的《土楼回响》,当需要与当地合唱团互动时,他们竟组织了240人的中西合唱团共唱客家之歌——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郑小瑛,1929年出生于上海,闽西客家人。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教育家。上世纪60年代留学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为世界合唱比赛荣誉艺术主席团永久成员,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两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等。

几十年来我可能已经做了数千场音乐讲座和边演边讲的音乐会,有人称它为“郑小瑛模式”。现在我已淡出舞台,但还有很多人记得我,我觉得这不是因为我的指挥艺术有多高超,而是因为我很在乎观众。有一次我带乐团在杭州演出,一对老夫妻坚持要到后台见我,说忘不了几十年前我在歌剧《卡门》演出前站在肥皂箱上给大家讲解的场景,为这次见面,他们特意带来一张小孙子学琴的照片给我留作纪念。还有一个孩子来信说:“那天在校园里偶然看到你们的演出,改变了我人生的追求。”这样的反馈带给我的幸福感真是无以言表。

在国内我推动经典交响乐和歌剧普及,在交响乐未被开垦的地方建立乐团;在国外我坚持在柏林爱乐大厅、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等国际一流音乐厅,向西方主流社会展示中国交响乐作品“洋为中用”的优秀成果。比如表现客家人精神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已在12个国家演出了71场,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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