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甸子,青琅(琅)※襄阳甸子(碧甸子)※绿松石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文成公主入藏时,曾经带入大量的绿松石,用以装饰西藏拉萨着名的大昭寺觉康佛像。至今,藏族服饰文化和藏传佛教中,绿松石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玉石之一,甚至超过对软玉的喜爱程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玉饰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从原产于中原地区的绿松石向外扩散的过程反映了史前时期族群文化的交流。这在中华玉文化史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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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史前文化出土玉器的资料显示,其地域分布已广达今天的15个省、区。从时间上看,最古老的绿松石饰品来自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距今已有6500~4400a。由考古发掘材料可见,绿松石玉器形制较小,单个珠、管长仅1~3cm,这与我国所产结核状绿松石的个体较小有关。古人有玉无瑕的审美观,加工时常有意选择色匀质纯的绿松石原料。因此,绿松石玉器形体偏小者居多。《说文通训定声》一书中解释时条引汉代贾谊的新书曰:佩玉有珠,似纳其间,这充分说明,延至汉朝,绿松石主要加工成珠、管、片等小型玉饰,并因其具有蓝色、绿色的鲜艳色彩,一般作为珠串玉饰中的对比色使用;单独使用时,绿松石则主要作为耳饰和坠饰。

今天,红老头和大家聊聊历史中的绿松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与二里头都邑出现成组大型玉礼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土的玉礼器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其中,钺、璋、刀和圭应都源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到以后的二里冈文化趋于衰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柄形玉器和玉戈在此后得以传承。

考古发掘的绿松石玉器除台湾、海南、西藏、新疆、黑龙江、福建等少数地区尚无相关报道外,曾出现于24个省(市)、区,几乎遍及中华大地。据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24个省、区的墓葬中,有233处出土过绿松石玉器,且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出现频率最高,并呈向外扩散分布的趋势。在匈奴西南等地区墓葬中也出现了绿松石玉器,甚至在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中有数以万计的绿松石珠,说明绿松石玉器逐渐由中原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展,直至成为少数民族喜爱的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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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玉器千余件

200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发现了由2000余块形态各异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这一发现表明,中国最古老玉石之一的绿松石在史前玉文化中也是重要的礼器玉石之一,只是没有软玉类礼器那样常见。

在古代是似玉之石、可与软玉并立的玉石。尤其是“玉之生而圆者”、“石似珠”形象地描述了结核状绿松石的形态。青琅(琅、琳) →襄阳甸子(碧甸子) →绿松石,是这一古老玉石的中国名称的历史演变。

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中,绿松石饰品是唯一贯穿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三期的绿松石在数量上最多,也最精美,有绿松石片和绿松石串珠,一般用作眼饰、耳饰和串饰。绿松石片形状有三角形饰、扁圆形饰等。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发现绿松石玉器最多的地方,也是绿松石作为礼器的为数不多的出土地点,如绿松石饕餮眼、镶嵌绿松石铜牌和镶嵌绿松石大型玉龙。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窑藏中也出土有绿松石、觿、等。绿松石礼器少见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块料的绿松石稀少。在少数墓葬中还出现有绿松石贝,由于绿松石贝出土极少见,是否曾作为货币流通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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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许宏说。

根据绿松石的颜色和结核状产出特征,从上述所引文献可以认为,青琅和琅应是绿松石的古代名称,它准确地表明了绿松石的颜色,在古代是似玉之石、可与美玉(琳)并立的玉石。尤其是玉之生而圆者,形象地描述了结核状绿松石的形态。青琅(琅)※襄阳甸子(碧甸子)※绿松石,是这一古老玉石的中国名称的历史演变。早在新石器时代,绿松石与软玉、玛瑙等玉石均作为美身的饰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玉器中,绿松石多呈珠、管、坠、小圆环等形状,主要作为珠饰、串饰、耳饰、腕饰、佩饰等,也见有鸮形绿松石饰品和绿松石片组成的嵌饰。

章鸿钊在《石雅》中对“青琅玕”这一古玉名称考证时认为,“璆琳”色绿,应是阿富汗所产青金石;而“琅玕”可能是阿富汗产的巴剌(宝石类)。

(图片由二里头工作队提供)

我国绿松石一词最早见于《清会考图典》,书中有月坛用绿松石一语。章鸿钊在《石雅》中解释其为:此或形似松球,色近松绿,故以为名。章鸿钊在同书中对青琅这一古玉名称考证时认为,古籍中的青琅可能有3种涵义:1.绿青(似为孔雀石);2.绿松石;3.珊瑚。王嘉荫在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一文中说,青琅似属绿松石之类。因此,绿松石在远古时代可能被称为青琅或琅。《山海经》中西山经下有槐江之山,其上多琅。《尔雅释地》中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山之琳琅焉(释义:琳,美玉名;琅,状似珠也)。清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引《禹贡正义》曰:琅,石而似珠者,表明琅是一种玉石,外形似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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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镶嵌工艺超前

中国绿松石在古代仅知产于河南、湖北、陕西3省交界的东秦岭山区。由河南淅川、湖北郧西至陕西白河流域近东西向绵延400多km,在古代大体上属于襄阳群地域,元朝时称此地产出的绿松石为襄阳甸子(又称为碧甸子靛子),以此区别于来自中亚波斯地区(古伊朗)的绿松石(元朝时称为回回甸子或波斯甸子)。

在我国古代,绿松石的名称依据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宋元明时期,绿松石称“碧殿子”、“碧靛子”、“碧甸子”、简称“靛子”或“甸子”。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记》中说:“刘汉卿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碧殿子数尺高,岂所谓琅玕者耶。”这里疑“琅玕”为碧殿子,即绿松石。

牙璋

新石器时代,少数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有动物造型的绿松石玉雕品,如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中的鸮形绿松石饰件、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中的绿松石刀(小型)以及宁夏海原县新石器时代墓地中出土的圆饼形黑色粘合剂上镶嵌的绿松石缀饰等,这些是否为礼器类玉器至今还不清楚。

古籍中的“青琅玕”可能有3种涵义:1.绿青(似为孔雀石);2.绿松石;3.珊瑚。另外,王嘉荫在“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一文中说,“青琅”似属绿松石之类。因此,绿松石在远古时代可能被称为“青琅”或“琅”。《山海经西山经》:“槐江之山,其上多琅”。《尔雅·释地》中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山之琳琅焉”(释义:“琳,美玉名;琅,状似珠也”)。清朝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引《禹贡正义》而栾秉璈则是另一番见解,认为“琳”是绿松石,“璆琳”指球状或粒状绿松石,“璆琳”有时可简化成“璆”或“琳”,皆指一物。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十分生动传神,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是真正的中国龙。

我国“绿松石”一词是中国近代名称,始见《清会典图考》中:“皇帝朝珠杂饰,惟天坛用青金石,地坛用密珀,日坛用珊瑚,月坛用绿松石”。我国宝石学一代宗师章鸿钊在《石雅》中记载:“中国绿松石之名始于清,甸子之名始见于元,元史作‘碧甸子’,或‘云朗甸子’,即为绿松石”。解释为:“此或形似松球,色近松球,故以为名”是也。

玉戈

结合绿松石的颜色和产出形态特征,可以认为,“青琅”、“琅”和“琳”都可能是绿松石的古代名称,它准确地表明了绿松石的颜色,

这些玉器中,可以明确作为礼器的有玉圭、玉璋和玉璧戚等,玉钺、玉戈和玉刀,虽然具备兵器和工具的形制,但并非实用器,可作仪仗用器,也具备了礼器的性质。此外,玉柄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也属于礼器范畴。

汉唐以前、夏商周乃至史前新石器时代,绿松石有何称谓,至今尚无考证,不同的学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自《禹贡》、《山海经》、《尔雅》、《穆天子传》等诸多古书以下,记载有关“璆琳琅玕”者不计其数。

玉文化是我国最早的文化之一,持续时间长,内容也很丰富。

元末明初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列举三种甸子:(1)你舍卜的,即回回甸子;(2)乞里马尼,即所谓的河西甸子;(3)襄阳甸子,亦称荆州石(即今湖北绿松石)。这是由于中国绿松石在古代仅知产于河南、湖北、陕西3省交界的东秦岭地区,而河南淅川、湖北郧西至陕西白河流域近东西向绵延400多km,在古代大体上属于襄阳群地域,元朝时称此地产出的绿松石为“襄阳甸子”,以此区别于来自中亚波斯地区的绿松石。

陈雪香说,从目前出土的玉器来看,二里头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规律的用玉制度,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却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对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二里头不同文化分期的用玉情况和治玉技术的进展的背后,则是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陈雪香介绍,从文化分期看,二里头文化一期,玉器仅见少量绿松石饰品,二期玉器数量增多,出现了玉柄形器、兽面铜牌饰、玉圭等新类型;三期是二里头遗址墓葬玉器的高峰期,绿松石被大量使用,柄形器、玉璋、玉璧戚、玉戈、玉铲等重要礼器和仪仗器的数量也很多;到了四期,玉礼器和仪仗器明显减少,绿松石饰品骤减。

承上启下玉文化

除了这件龙形器,能代表当时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还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铜牌饰,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牌饰。其中,四期出土的一件铜牌饰置于墓主人胸前,正面用许多碎小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很整齐地镶嵌成兽面纹,四角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形象生动,制作精巧。

其中,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的牙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形制进一步演变为更复杂的形式。有专家把装饰有扉牙的牙璋称为龙牙璋。后来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香港和越南出土的牙璋,与二里头龙牙璋一脉相承,显示出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辐射与影响。

在二里头遗址都邑,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许宏说。(洛阳日报记者 常书香)

我国玉文化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为玉文化的童年时代;夏商周是第二个时期,是玉文化的少年时代;秦汉时期,我国玉文化正式进入青年时代,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玉文化;汉唐以后,玉器开始走下神坛,玉文化进入全民普及时代。

暑期,洛阳博物馆迎来了人流高峰。该馆珍宝馆玉器珍品七孔玉刀让不少参观者惊叹不已。这件文物精品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家族中个头儿最大的一个。

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技术已比较成熟。其中,以国宝级文物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为最,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据相关统计,二里头遗址30余座墓葬,共出土玉器1200余件,按照分类,有玉柄形器、玉璋、玉刀、玉圭、玉璧戚、玉戈、兽面铜牌饰、绿松石饰、玉管、玉铲、玉镯、玉尖状器、月牙形玉器、玉板和玉铃舌等近20种器形,无论是造型和做工,在当时已非常精美。

玉璧戚

古人对玉推崇备至。位于天下之中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出土了不少玉器,这些玉器标志着中国的玉文化进入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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