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桢墓志书法欣赏的特点是笔画茂实刚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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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公碑下碑》初拓本 (本版资料由逍遥法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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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谈 魏 碑

郑文公碑-书法欣赏

  《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当时郑道昭是兖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

元桢墓志-书法欣赏

齐放

         郑文公碑书法欣赏特点是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正取势,或以侧得妍,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结体宽博,气魄雄伟。

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元桢墓志书法欣赏的特点是笔画茂实刚劲,结体恣肆,气势雄奇.按康有为对魏碑书风的三种分类,该碑可划为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一脉。元桢墓志是目前所发现北魏墓志中刊刻年代最早者.1926年夏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经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其笔画茂实刚劲,结体紧峻,意态恣肆,气势雄奇。

南北朝时期(420-588年),北朝碑版诞生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字体,这种字体既不是秦汉时期的隶书,也不像魏晋的钟王楷书,既非唐楷,更不同于明清馆阁体,完全是别具一格的楷书样式,通称为北碑体。北碑体中尤以北魏书法最为发达,最具代表性,并且相继的逐个王朝中尤以北魏政权立国时间最长,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于是用“魏碑”一词来泛指北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

    郑文公碑传无宋拓本。乾隆年间,桂馥寻踪访碑,始有拓本传世,今选用初拓本影印出版,公诸同好,或可裨益于志于楷法者深造而登堂奥之妙。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战乱频繁,但是在我国的书法史上却是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特别是北朝之书,以魏为最盛。当时人重以好文,喜润色金石,故刻碑之风蔚然。于是刻石、碑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摩崖等竞相争艳,各种风格、面目的楷书书体在这隶楷错变的蜕化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千岩竞秀、百卉争妍的局面。近一百余年来随着碑碣墓志的大量出土,随着金石考据的日益重视,随着包世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的提倡,随着一大批书法家的躬身实践,继帖学之后研究碑学之风至今犹盛不衰,北魏书法逐渐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在多如丽天繁星的北碑之中,《郑文公碑》是一颗最耀人眼目的明星。

郑昭道(公元455—516年)北魏书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今属河南省)人。官国子祭酒、光州刺史,后人秘书监,谥曰文恭。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尤佳。

      北魏太和二十年 (496) 刻.志石呈方形,拓片高 77 厘米,宽75 厘米.志文正书 17 行,行18 字,共295 字. 1926 年河南洛阳城西北高沟村出土, 1938 年于右任将其捐藏西安碑林.元桢,鲜卑族,本姓拓跋,北魏以后改"拓跋"为汉姓"元".太和二十年 (496) 葬於河南洛阳北邙山.,墓志书法艺术造诣很高,北魏书体,风格独特,书法劲拔挺秀,刚劲清晰,为魏碑典型之作.。

魏碑书法大部分以斜画紧结、点画方峻为基本特征。行笔中明显表达了侧锋取势、快起急收、长撇重捺、内圆外方等特色,朴拙奇峭,雄浑峻拔,舒扬流宕,风格形形色色,个性极强,艺术成就很高。魏碑主要流行于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以后,一直延续到元魏分裂之前,风行于以邙洛为中心的朝野上下,散见于各种历史遗存。公元534年,高欢拥立孝静帝元善见,史称东魏,551年高洋称帝北齐, 二者均建都于邺,北朝墓志又多出土于邺都附近,即今河南安阳、河北磁县一带。由于现存的魏碑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因此有时被称作“魏楷”。魏碑是北朝摩崖、造像题记、碑碣和墓志铭等石刻文字的通称。魏碑上承汉隶,下有唐楷,完整的构成了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于隋唐楷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历代书家从魏碑中广泛借取精华,用于出新。

    近代著名书家沈尹默先生则谓:“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束,平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沉雄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可见《郑文公碑》在北魏书法中的重要地位。 《郑文公碑》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东省平度市天柱山之阳,无碑额,二十行,每行五十字;下碑在山东省掖县云峰山之阴,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上下碑的内容基本相同。《郑文公碑》传为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他为了传述其父郑羲的功德而于魏永平四年(511)刻于摩崖之上。下碑有“荥阳郑文公之碑”碑额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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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碑帖经典——郑文公碑下碑》(上海书画出版社)原书说明

      北魏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刻碑最盛的朝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北魏早期,篆隶草楷,并行于世,,当时的楷法还保持着十分浓重的隶意,至北魏后期,楷法渐趋完备.在洛阳一带出土了大量的北魏宗室墓志,其中不乏许多镌刻精美、书写高超的墓志,著名的有元桢墓志。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祸起萧墙,导致西晋灭亡,北方多个少数民族贵族乘势先后崛起,建立政权,入主中原,西晋士族大规模随王室避燹南渡。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即位建康(今南京),偏安东南,中原则五胡十六国先后割据混战。自东晋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北朝更替主要是北魏、东西魏和北周北齐,南北分裂,二百六十余年间相互割据对峙,战乱不已,文化阻隔,书法亦分割为南北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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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战乱频繁,但是在我国的书法史上却是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 特别是北朝之书,以魏为最盛。当时人重以好文,喜润色金石,故刻碑之风蔚然。于是刻石、碑碣、墓 志、塔铭、刻经、造像、摩崖等竞相争艳,各种风格、面目的楷书书体在这隶楷错变的蜕化演进的过程中 呈现出一种千岩竞秀、百卉争妍的局面。近一百余年来随着碑碣墓志的大量出土,随着金石考据的日 益重视,随着包世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的提倡,随着一大批书法家的躬身实践,继帖学之 后研究碑学之风至今犹盛不衰,北魏书法逐渐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在多如丽天繁星的北碑之中,《郑文 公碑》是一颗最耀人眼目的明星。
《郑文公碑》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东省平度市天柱山之阳,无碑额,二十行,每行五十字;下碑在 山东省掖县云峰山之阴,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上下碑的内容基本相同。《郑文公碑》传为北魏光 州刺史郑道昭所书,他为了传述其父郑羲的功德而于魏永平四年(511)刻于摩崖之上。下碑有“荥 阳郑文公之碑”碑额七字。
郑道昭(455—516),郑羲次子,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据《魏书》载其“少而好学,综览群 言”,“好为诗赋”。历官至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国子监祭酒、秘书监及光、青二州刺史。孝明帝熙 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其在任光州刺史期间,“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 爱”。其所书《郑文公碑》以古朴淳厚的篆法为主,参以方笔隶意,笔调凝炼,如古松蟠屈,体势开阔雄 健,神采奕奕。包世臣《艺舟双楫》赞其书“篆势、分韵、草情毕具”,以至去天柱、云峰观摩刻石者接踵, 而购得拓片者相以为荣。清叶昌炽评其书曰:“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 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 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此虽过誉之论,但亦可以 看出此碑影响之大。近代著名书家沈尹默先生则谓:“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 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束,平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沉雄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可见《郑文公碑》 在北魏书法中的重要地位。
《郑文公碑》传无宋拓本。乾隆年间,桂馥寻踪访碑,始有拓本传世,今选用初拓本影印出版,公诸 同好,或可裨益于志于楷法者深造而登堂奥之妙。(作者:一瓢)

      北魏楷书墨迹传世绝少,容易得见的是碑碣、墓志、摩崖、造像记等石刻文字,其中尤以墓志为多.这由于魏碑书体肃穆端严,非常适合书写碑碣、墓志有很大关系.北魏元桢墓志是目前所发现北魏墓志中刊刻年代最早者。

南北朝时期,楷书空前发展,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南北书法以迥然的风格面世,然而,北方士族并非只学篆隶,仅“善草隶行狎之书”,纯以《急就章》为能事,其实两派书法共祖钟卫,源头实无二致。但是,南方士人视书法为学问巧艺,用来展现个人风采,不惟技法研究为限,“南派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阮元《南北书派论》),对于个性抒发以及书名留传,有着自觉的不懈追求,以钟王为宗,帖学是范,《宣示表》、《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 画像赞》等作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楷书经典了。而北朝书法是在汉隶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古拙净劲、朴厚严正的遗型,并长于榜书。两种书体并存,却由于地域文化、时尚个性差异,书风相去甚远。南朝陶淬翰札,北朝热衷碑版;南帖蕴藉雅致,北碑刚正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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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士人直取索靖、崔浩旨式,“魏初重崔、卢之书”,“自是家传其法”,承继中原古风,因循旧制。不论斜画紧结的体势,抑或平画宽博的款型,但凡作字,时见波挑隶意,兼备隶楷两体风味,沿延日久的习惯构成特定的形质神韵,弥漫在石刻中,逐渐形成了后世所说的“魏碑”。魏碑著名石刻有:摩崖《石门铭》、《郑文公碑》及云峰山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碑碣《张猛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墓志铭《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怀墓志》、《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元倪墓志》等等。

摩崖刻石

北朝时期,通常在壁立的山崖上磨光岩石,然后在岩面上刻下书迹,这种流行的书法形式称作“摩崖”。摩崖石刻乃北朝书法一大奇观,凿刻的单字尺幅大者如斗,甚至盈丈,远远望去夺目摄魄,好不壮观。最著名的摩崖有《石门铭》、《云峰山诸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巨作。

《石门铭》原处陕西汉中石门东壁,凿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正月,王远书,武阿仁凿字,按北魏刻石皆不署名号,此属罕例,现藏于汉中博物馆。《石门铭》书法代表北碑圆笔体系,平画宽结,圆劲浑厚,清绝超逸。笔道开阔恣肆,布白匀整,体态奇纵,字势飞动。整体风格柔姿和韵,淳朴飘渺,极天然之妙,夺造化之功,不浸重浊之气,佼佼乎超然世外,弗食人间烟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盛赞其书法“若琼岛散仙,骖鸾跨鹤”,列为神品。

《云峰山刻石》群组,散布于山东莱州云峰山、平度天柱山和太基山,共计四十余种。最早的刊刻于北魏正始元年(504年),最晚的是北齐天统元年(565年),延续六十余载,其中以《郑文公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此天柱之山》题字等最为驰名。经考证这些摩崖均为郑道昭及其子郑述祖所书,雄浑遒劲的笔画,宽博洒脱的结体,圆中寓方,兼雍带逸,“有云鹤海鸥之态”。诸刻石或端穆庄谨,或潇散跌宕,或雄壮丰茂,或圆劲疏阔,尽管风格不尽相同,却个个紧扣主题,与所书内容密切契合,其演绎精能之至,恰到妙处。

郑道昭(455—516年),字僖伯,号中岳先生,司州荥阳(今河南开封)人,北魏光州刺史,大书法家。郑道昭所书摩崖突出体现了魏碑书法由隶入楷的衍变进程,深受评家推重,是我国古代稀有的刻石艺术瑰宝。

被誉为魏碑之冠的《郑文公》分上、下两碑。处在天柱山之阳的郑文公碑称作上碑,刻在一块天然巨石上,高3.2米,宽1.5米,阴文,无碑额,共20行,行约50字,计881字。下碑在掖县云峰山之阴,51行,每行29字,有《荥阳郑文公之碑》篆额七字。上下两碑均立于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内容基本相同,经考证,确认两碑均由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又叫《郑羲碑》,碑文记述了郑道昭其父持节将军兖州刺史南阳公郑羲的生平事迹和功德,郑羲谥号文公,故此碑全称为《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

《郑文公碑》参施篆隶之法,笔调凝炼,体势开张,十分意味雄健,仙风道骨,一派纯阳古相,神采奕奕,恍若神助。包世臣《艺舟双辑》盛赞“《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杨守敬评云:“云峰郑道昭诸碑,遒劲奇伟,与南朝之《瘗鹤铭》异曲同工”(《学书迩言·评碑》);而叶昌炽评赞《郑文公》更入魔怔,顶礼膜拜有对圣明,他认为:“郑道昭云峰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语石》)。又说:“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把个郑道昭简直捧到了极致,虽嫌过誉之论,但也足以印证此碑的分量,其影响之巨世所罕有。还是沈尹默最得肯綮:“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空之,则宽和而谨束,平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沉友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跋唐广晋所藏<郑文公下碑>》)。由此可见,《郑文公碑》在北碑中该是占据何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刻于北齐高洋天保年间(550—559年)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则与云峰山刻石的审美意趣迥然相异。这项镌刻于五岳独尊的泰山南麓斗母宫东北的佛教经典工程,处在巨大的花岗岩溪床石壁之上,刻石分布,南北长56米,东西阔36米,占地十几亩。所刻经文原有3017字,因岁月久远,冲刷磨砺,现仅存40行,1065字,是目前现存的我国古代刊刻面积最大的石刻经卷。古代常把佛经鸿篇巨制刻于崖壁上、岩穴里,现象普遍,可是,镌刻在露天石坪上的就非常鲜见了。

《经石峪金刚经》俗称“晒经石”。包世臣曰:“泰山《经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与焦山《鹤铭》相近,而渊穆时或过之”(《艺舟双辑》)。想当初,字体宽大,气势恢宏,龙抟虎跃,风搏浪骇,三千个字径盈尺的擘窠大书、魏楷极则,依次铺展开来,随石所之,经尽而止,该是何等“洵巨观也”!溪水清清,潺潺流经石面,禅意浓浓,愈发震撼!如此宏观,显示出宗教力量确乎超常的伟大与崇高。

摩崖《金刚经》书体蕴结楷隶之间,间杂篆籀,古静朴茂,温谧安然,字字裹挟纵横开阔,不露锋芒,法相端严崇高。《艺舟双辑》评曰“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行走“波磔古宕,气体雄奇”,无剑拔弩张之鼓贲,乃徐纡容与之极。包世臣曰:“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为空阔所震慑耳”。又云:“大字如小字,惟《鹤铭》之如意指挥,《经石峪》之顿挫安详,斯足当之”。康有为云:“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钟卫者。《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书尤难也。若下视鲁公《祖关》、《逍遥楼》,李北海《景福》,吴琚《天下第一江山》等书,不啻兜率天人视沙尘众生矣,相去岂以道里计哉”(《广艺舟双楫》)?《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可谓佛家书迹的首席代表,特别是沉厚丰满、端庄宽博的法象,灵透着佛家意识浑穆简静、微妙圆通的觉慧与彻悟,大有可纳天下万千的雍容气度,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宗圣。

造像题记

南北朝社会动荡,政权兴废,战祸频仍,疾疫流行,黔黎处于颠沛流离、水深火热之中。俗话说“乱离人不及太平犬”,人们为了精神寄托笃依空门,佛教文化便适应社会意识之需求勃然而盛行。宗教的一般传播方式无外乎写经布道、建寺立塔、塑佛造像,于是北朝的上流社会纷纷镌石以作碑碣,刻岩而为摩崖,开岩壁而造洞窟,信徒们为活人、亡灵祈福消灾,寄望于来生。人们多在寺庙或崖壁洞窟间营造佛像,并于佛像周围附着刻写佛号、发愿文和出资者姓氏名位,称之曰造像题记,视为一大功德。造像记在北朝中后期刊刻流行,四海之内越是兵燹不止,造像礼佛祈愿长生的心态便日益炽烈,于是,石刻漫山遍谷,题记应运而生。

自从北魏朝廷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以后,就开始在洛阳西南伊阙的龙门山崖壁之上开凿石窟,随着佛像的兴造,出现了数量宏大的刻石文字,造像题记有数千方之多。纵观其作品,显然层次杂沓,良莠不齐,不过,经过前人评鉴整理,部分作品脱颖而出,视为魏碑典型。比如最早开凿的古阳洞中累积了丰富的造像记,大多刻于太和十九年至正始四年之间(495-507),康有为于其中选定了二十尊造像题记拓本,组成《龙门二十品》,这些造像题记被普遍认可为中早期魏碑书法的代表作。

康有为说:“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并把题记的书法风格归析为四体:“《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祐》,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体”(《广艺舟双楫》)。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列举的《龙门二十品》篇目如下:《牛橛造像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一弗造像记》(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始平公造像记》(孝文帝太和廿二年)(498年)、《北海王元祥造像记》(孝文帝太和廿二年)(498年)、《司马解伯达造像记》(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太和、景明间)(477-500年)、《云阳伯郑长猷造像记》(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孙秋生造像记》(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高树和维那解伯都造像记》(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比丘惠感造像记》(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元燮造像记》(宣武帝正始二年)(507年)、《齐郡王元佑造像记》(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孝明帝神龟三年)(520年)、《比丘道匠造像记》(北魏无年月)、《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北魏无年月)。

此外还有诸如《龙门四品》、《龙门十品》、《龙门二十四品》、《龙门三十品》等多种归纳法流传于世。例如《始平公》、《魏灵藏》、《孙秋生》和《杨大眼》又合称“龙门四品”。当然了,鉴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北魏时期造像记最驰名、最公认的分法还是《龙门二十品》。

造像记的功德主多是大魏的王公贵胄、达官显宦、亲强地主和有道高僧,为了歌功帝德、祈福行禳而开龛造像。这些人名大多能在史书里找到记载,造像记里的内容往往涉及当年史实,所以《龙门二十品》既是魏碑书法艺术的精华,也是颇具研究价值的珍贵史料。

《龙门二十品》带有典型的魏体笔形特征。斩切入笔,横勒上扬,波磔重按,收笔出挑,大多呈现矩头方尾式的欹斜四边形状,刀砍斧劈之下,锋芒峻厉,圭角方挺,显示雄健非凡。长短、腴瘦、奇正、庄黠各展其态,整体统一对比着跳动与冲击,形成聚散与错位,寻求多层次的异趣突破。从通篇黑白关系的对立协调着眼,不为界格所阈,随意挥运,打破了沉滞刻板,出其不意地自由变化,灵动而飞扬,含蓄而夸张,充分展现了高妙莫测的行书意味。由于造像题记毕竟出于庄严目的,是发愿类的记文,虽然不完全接受界格束缚,却必须传递功德主们的笃信和虔诚,仍需保持庄重和肃穆。所以,尽管是大胆发挥,姿彩百出,活脱另类中似乎无暇顾忌一切,其实,总归还是有所把持的,根蒂上并未失却齐整规范的章法格局。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刻于古阳洞北壁,附题于佛龛,孟广达撰文,朱义章书丹。这是康有为《龙门二十品》的代表作品,“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规也”(《广艺舟双楫》)。与其它造像记不同的是,通篇采用独树一帜的阳刻技法,令文字凸出,并逐字划有界格,实为历代石刻少见。记文内容表述了造像者的宗教情结,并为往生者求福乞愿,超度亡灵云云。此记点画斩截,锋芒外露,转折处重顿方勒,劲拔饱满。《始平公》绝少匠气,由于采用了方格阳文,使得结体印象既方重厚密,又宽博疏放,字阵排列齐整,雄峻非凡而力倾千仞,与《牛橛造像记》一同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正品,信为神奇,足以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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