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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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与晋人书法的“虚静”内向型美学相对照,中国当代书法创作侧重外向型美学探讨,自娱、自足、自适性渐消失、书法成了审美者的消费品。这有三大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比赛形式的出现;二是展厅效应;三是经济社会的影响,导致当代书法创作心态的变化。晋人书法以信札为主,随意性大,因情而变,注重内在涵养。而当代书作注重“创”作,注重大的艺术氛围、大的效果,注重外在表现。与晋人书法相同,当代书法也是否定理性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但当代书法却体现了自我的短暂存在而整体的自我失落。传统书法审美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书如其人”说(即 书家与书作之间的关系)被解除了,留下的是审美者与作品的关系,是消费关系。创作者却成了精神审美消费的制作者。当代书法正走向审美消费。对于书作则是模式化的短暂风格的展现,是表演式的创作,是人的个性分裂的展现。我们期待着在晋人书法“虚静”美学精神之上的另一种超越。关键词:晋人 书法 虚静 当代 表演式 期待 超越

  书法中的“虚”,泛指其境界的高远、空灵;书法中的“静”,谓之其意境的儒雅、安谧。

中国书法,是以抽象的笔墨线条和丰富的汉字形态反映世间物象构成及其运动规律之意象美的艺术。物象构成及其运动规律,完全符合哲学上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个对立统一的法则,时时处处体现在物象的矛盾和变化之中,同样也体现在书法艺术的矛盾和变化之中。书法艺术的诸多对立统一关系,尤其显得重要、必须引起重视的,我认为主要有四种:

书法欣赏-王献之中秋帖

冲和、平静、自然、含蓄、韵致、优雅是东晋文人雅士们所追求的境界,人、文、书三者合一也是晋人追求的目标。因此晋人书法平和自然,含蓄韵藉,追求一种冲和的、“虚静”的审美境界。强调创作主体在作书之前须“先乾研墨,凝神静虑”①,主张“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②。追求平和的创作心态,从而达到一种超然物外,怡然自适的创作境界。而晋人书法的这种“虚静”美学精神是受儒、道、玄“虚静”说的影响。《老子道德经上篇•十六章》有“致虚极,守静笃”③;《荀子•解蔽》篇里“虚壹而静”④认为精神活动前的准备阶段应具备涤除“十蔽”的“虚”,专心致壹的“壹”和如同明镜止水的“静”;玄学则是在老庄学说的基础上以虚静、空灵、玄远体会自然万物,追求“有以无为本,动以静为基”。它们都以不同的侧面反应出虚静的美学精神,“虚静”说对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人、艺术家影响深远。正是这种“虚静”的美学精神使晋代书家视实用功利为低级之事,他们淡薄名利,喜好山水,使艺术达到虚静、空灵。书家们常“仰观宇宙……俯察品类……俯仰一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⑤,这种自娱、自适、自足的创作心态,使艺术达到一种空灵的虚静的美感。也正是这种自娱自乐的创作心态,使晋人在挥毫时,不必为取悦他人而创作,亦不必因未获得社会认可而踌躇,他们的作品并非刻意地“创”出来的,而是含有内在生命冲动的抒发,是自然而然的生成,是内心情性的、个性的发挥,是内心随兴所至,遣兴抒怀,“任情恣性”⑥而显示出一种对情意、对人格独立的高度重视,当然或许他们也会有创作无人赏识的孤独感,(如王献之自认为书法比父亲强,而时人并非觉得如此),但孤独于他们又是不可或缺的美质,如陶渊明诗中所言:“知音苟不存,己矣何所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显示出文人、书家对世俗知赏的唾弃,和挥洒着自得其乐的豪情。看王羲之“坦腹东床”不拘礼节的自适,有一种一往情深的自我陶醉,不为他人所左右的独立人格的傲气。晋人书法大有孤芳自赏的自适、怡然之气。犹如蔡邕《笔论》中所言:“书者,散也。……任情恣性”⑦此言道出书法精神的一大特质——抒情、自足、自适,非刻意求成。无意于佳乃佳,大音虚声。这种“虚静”的境界所蕴涵的精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重视人文修养的至高的境界。 晋人书法的自娱、自足,不仅指与外在的规范、世俗知赏相对立的内在涵养的表现,个性的充分解放,而且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充溢,一种人格内蕴的充实,一种人格精神的独立,书法是作为人格生命的外化,书即人。因此古人常追求书品与人品同重,书品乃书家灵魂的栖息,人性的依托。因此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的作者的人格、文化品味都是极高的,而书法作品也是无意于佳乃佳的草稿。文、书、人三者合一,这乃是传统书法重要的文化特质。而当代的这一文化特质正在渐渐地丧失。古代书法创作深厚的生命内质,文化内涵,当代书作正在悄悄地转移到一种外在形式的体现和文化内涵的搁浅。王羲之的《兰亭序》不仅是历史的记录,社会生活的反映,而首先是人性、人格、襟抱、文化内涵得以敞亮的媒介。王羲之创造的是他全部的自已。他的价值是从书法作品、文品、人品修养中透露出来的,从而受到后人的崇拜。靠的是他的虚静人格所达到的境界。这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开端,引导着中国书法发展的轨迹,书与人、文融为一体,与“诗言志”异曲同工,书法是外在线条形态的志,志是内在心理、人格、个性形态的书。王羲之不为书,而是写胸次也。书法能将人的内在精神品性升华为永恒的、无限的、线条的存在。即书家生命存在的延伸。书法是书家生命的外化,外化为线条的跳跃,书法能起到超越人的生存的存在,使人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的功能,所以书法家们沉缅与陶醉于内心的归向,所以历代书家乐此不彼地自我陶醉,自我完善。与晋人书法的“虚静”内向型美学相对照,中国当代书法创作则侧重外向型美学探讨,自娱、自足、自适性渐消失、书法成了审美者的消费品。这有三大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比赛形式的出现;二是展厅效应;三是经济社会的影响,导致当代书法创作心态的变化。晋人书法以信札为主,随意性大,因情而变,注重内在涵养。而当代书作注重“创”作,注重大的艺术氛围、大的效果,注重外在表现。与晋人书法的“虚静”内向型美学相对照,中国当代书法的审美趣味明显地发生了改变。首先, 进入经济社会的当代书坛,书法艺术不仅仅是陶冶性灵、内守情怀的一种功能,书法艺术的竞胜功能极大地膨胀了。书坛的氛围营造出的创作情调,逐渐地远离了晋人“虚静”的美学精神。一个书法艺术家、一件书法作品,处在不同时间下,内涵和特性也得到了改变,人们更多地思考一些外在因素,寻找竞胜的途径,力图在一件作品里容纳更多的信息、负载更多的情感,使竞争的取胜率达到最高。这样一来,书法家特守内心的虚静平衡被打破了,甚至为了外在的需要,创作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附合、追随的快感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书法创作对于书法家个人是一种高级的精神需要,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同时净化自已的人格,逐渐达到自我完善,它所带来的精神怡悦是丰富的、恒久的。而经济社会、比赛、展厅所带来的外在的竞争,并以竞争的名次为心灵收益的依据,使得书法由“虚静”转化为“躁动”。其次书法作品由案头小品转为壁上巨制,走出书斋进入展厅,也是“虚静”流失的原因。晋人作品原本是自娱、自足,因此易达到虚静,而当代书法进入展厅,目的就是要让人评价,让更多的人赏识书法及书作家,这目的的不同导致创作心态的不同,导致了虚静美学精神、从容、平和心态的流失。第三,晋人书法受玄学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很重视过程,不在乎结果,对作品创作的目的性也不强。只求自娱、自足,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而当代书坛注重目的、注重结果比过程更甚一层。过程是艺术表现流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艺术学习、积累的进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晋人的书法成就告知后人,书法积累过程应是长期、缓慢、渐进的过程,书法的内涵应是深厚、扎实的,不应是浮躁的、急于求成的,不应只停留在雕虫小技的展现。与晋人书法的“虚静”精神所体现出来的风格的一致性相比,中国当代书法因注重外部的、形上的表现很难形成真正的自我个人风格。晋人书法一方面讲求因时顺势,另一方面又讲求“虚静”守一,最理想的境界是讲求在变与不变中求得和谐、统一的儒家中庸之道。而当代书法因展厅效应,放弃了变中求一(个人风格的一致性或承接性)的传统理想,以流动不居的新风格、新景象为追求目标,当代书法的一味求新,一方面表现了个体自我价值,力求从古代传统文化模式中解脱出来,另辟溪径,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个性张扬的一面,这是继晋人书法突破汉的禁忌的一统思想的又一次解放,是当代对传统的又一次超越。另一方面,与之相伴而来的这种一味求新、求变,甚至同一情境,同一时期求风格的不同,以至于当代个体书法的难以形成真正的自我个人风格。更多地具有表演性和技艺性的展示。这也决定了在求新求变中的个人风格的难以实现以及风格的阶段性的模式化表演。书法它应包含文化的内涵和外在的形象表现,这二者是不可偏颇的,当代书法却使这两个层面分裂开来。所以作品很难与作者发生对应关系,作品的独特风格和作品中作者的个人存在常游离开来。其深层文化心理受西方外向型文化的影响,因此决定创作心态重外部世界之探索,重形上世界之依赖,重理念追求。外向型文化必导致人格分裂,自我零散化,难怪乎当代书家不求书品与人品同重。(当然书品与人品关系也很复杂,涉及到一些政治、伦理问题)。综上所述,与晋人书法相同,当代书法也是否定理性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欲另辟溪径,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但当代书法却体现了自我的短暂存在而整体的自我失落。传统书法审美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书如其人”说被解除了,留下的是审美者与作品的关系,是消费关系。创作者却成了精神审美消费的制作者。当代书法正走向审美消费。对于书作则是模式化的短暂风格的展现,是表演式的创作,是人的个性分裂的展现。我们期待着在晋人书法“虚静”美学精神之上的另一种超越。期待着在求变求新中有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对于书法而言,静谧的观点和灵动的生命张力,是书法艺术两元的融合。自魏晋以来,我国的艺术深受老庄、释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虚静”之美的鲜活之魂。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是以纸、笔、墨、砚为“载具”,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作品离不开一定的文字内容,文字内容也必须通过一定的书写形式来表现其文意书风,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笔墨精神。一件书法作品,如果能把文字内容与书法艺术形式很好地统一起来,其外在面貌就会悦人眼目,其内在气质就会赏人心灵。

        书法能将人的内在精神品性升华为永恒的、无限的线条的存在,即书家生命存在的延伸。书法是书家生命的外化,其外化为线条的跳跃。历代书法家沉湎、陶醉于内心的归向,乐此不疲地自我陶醉、自我完善。书法是外在线条形态的志,志是内在心理、人格、个性形态的书。

注释:○1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启心章第二》《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第30页○2王羲之《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第29页○3《老子道德经上篇》《诸子集成》第三册,晋王弼注,中华书局出版 第8页○4《荀子集解•卷十五•解蔽篇第二十一》《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出版 第263页○5《晋王羲之兰亭序帖》文物出版社○6○7蔡邕《笔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第5页

  庄子曰:“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共波。”静默为禅,空灵如水,揭示了中国文人特有的心灵空间。禅宗视自然界万物为幻象,释家却在空山落叶的寂寞中打禅入静。这种心境在滚滚红尘中嵌入艺术的心灵石壁,豁显其自然、安和与静谧。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说:“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宋代画家米友仁也曾深有感触地说过这样的话:“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荡。”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则说:“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他还说:“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他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书艺中静动之美的哲学辩证关系,为书家指明了一条动静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只要书家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恣意挥洒,形其自然。

我国传统书学历来主张“形神兼备”,所谓“字有神气骨肉血”,只有把形和神看成互相紧密结合、不能分割的整体,才有神韵的体现。“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任何书法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生活习惯等决定的,而且愈是大家,他的作品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个性就愈强烈、愈显著。

        古人书作,具有深厚的生命内质、文化内涵。王羲之《兰亭序》不仅是历史的记录、社会生活的反映,更是人性、人格、襟怀、文化内涵得以“敞晾”的媒介。其价值是从书法作品、文品、人品修养中透露出来的,从而受到后人的崇拜。文、书、人三者合一,是传统书法重要的文化特质。古人常追求书品与人品并重。书品是书家灵魂的栖息所、是人性的依托。是故,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都是无意于佳乃佳的佳构,其作者的人格、文化品位俱高。

(原载《中国书法》,2004年第12期)

  笔者认为,行草书是动态书体,但它那灵动的点画、线条,那磅礴的气韵,那纵横驰骋的态势,可把观赏者带入宁静的湖泊,带入静谧的空间沃野,带入一种落叶无声的世界中去,咀嚼虚与静的书法艺术的橄榄。

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主要是通过点画的美和章法的美体现的,而章法美的中心问题,是结体和谋篇。孙过庭《书谱》涉及到了书法艺术的多个方面,其中关于形式,说到“三点乃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书法艺术的形式美的具体表现,就是点画与点画之间、部首与部首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主与次、欹与正、虚与实等对立统一的和谐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变化的美、节奏的美和韵律的美。

       晋人书法强调作书前“先乾研墨,凝神静虑”,主张“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这种“虚静”的美学精神是受“虚静说”的影响。《老子道德经上篇·十六章》有“致虚极,守静笃”。 以二王为代表的东晋书风,冲和、平静、自然、含蓄、优雅,追求人、文、书合一。

黄鸿琼 1964年出生,福建泉州师范学院教授,书法教研室主任。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出版专著《古典书法美学史纲》、《书法家族文化研究》、《书法教程》等五部。在《中国书法》、《书法研究》、《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书法理论文章四十多篇。书法擅长楷、行、隶。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型展览,作品流入日本、菲律宾、新加波、美国、东南亚等各国,并为国内外收藏家、博务馆收藏。

  书法一要字法、笔法、章法,二要修养、学养。书境是心境的艺术体现,只有好的心境才能有好的书境。假如心境不佳、学养低俗、心事沉沉,肯定创作不出幽雅、清宁、脱俗、刚劲、飘逸的书法佳作来。

技术与艺术的关系任何艺术都离不开技术,书法是一种艺术,但同时又有很重要的技术内容。书法的技术主要包括用笔、用墨、结字、章法、布局等。用笔是否中锋,线条是否有质感,结字是否端稳,布局是否合理,等等,都取决于技术含量的多寡和技术手段的高低。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技法的支撑,只凭自己的感觉和冲动去“自由创作”是徒劳的。技术的深入,是书法艺术创作深入的一个前提。在技术问题普遍不曾解决的时候,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会使作品有明显的变化,但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准以后,作品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意境,便成为至关重要的方面。

  书法精神的一大特质——抒情、自足、自适,非刻意求成。也正是这种自娱自乐的创作心态,才使晋人在挥毫时,不必为取悦他人而创作,亦不必因未获得社会认可而踌躇,他们的作品并非是刻意“创”出来的,而是蕴含内在生命冲动的抒发,是情性、个性的发挥,是随兴所至的“任情恣性”,显示出对情意、对人格独立的高度重视。“虚静”的美学精神使晋代书家视实用功利为低级之事,他们淡泊名利,喜好山水,使艺术达到虚静、空灵。自娱、自适、自足的创作心态,自然能使艺术作品具有空灵、虚静的美感。王羲之“坦腹东床”不拘礼节的自适,有自我陶醉、不为人左右的傲气,所以晋人书法多有孤芳自赏的自适、怡然之气。

  书家在创作任何一幅作品时,要熟知诗词歌赋的内涵,充满激越高昂的情感,将其意蕴贯穿于书法的线条中,就能淋漓尽致地、生动地、刚柔并济地力透纸背,具有音乐韵律之美、静虚空灵之美、神采飞扬之美。

只有书法技术层面的训练过硬,才有可能向书法的艺术层面提升,当然这两者也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操作技巧是艺术创作的基础,但打好了基础,仅有技术还远远不够。从技术上升到艺术的层面,需要书者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眼高手低,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是技术、技巧基础不扎实的表现。而写得貌似龙飞凤舞、烂熟成习,实则下笔无由,信笔为体,那不仅手低,眼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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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书法作品中的虚与静,非一日之功,一定要在临帖中思索、在出帖中感悟、在创作中出新。只有日积月累、探其规律、博采众长,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才能在浮躁的生活中找到虚实的平静与安宁,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书法的唯美与韵味。

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书品,即书法作品的品第、级别。人品,即书家的道德、人格。在我国,自古至今多数艺术评论家把艺术作品视为艺术家的人格化,对艺术作品的鉴赏经常与艺术家的人品联系在一起。人品与书品的关系,古今书论中也多有评议。赵孟頫《识王羲之七月帖》中说:“书,心画也,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书如其人”“书为心画”“心正则笔正”等论点,从古至今一直作为名言被引证。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高研班研习书法的课程中,书法家洪亮曾就书法中的虚与静作了深刻的剖析。我深有同感。他说,线条是追逐情感的运动,要用笔含筋裹骨,挺劲律动,“三法”即字法、笔法、章法合一,气韵律美。因之,在动笔之前,要在闹中取静,虚静兼修,气韵贯通。

以汉字为创作素材的书法艺术,它的内在的思想性是书家对人生的感悟和审美情趣、精神境界的直接抒发。书法抽象的点线形式同它的文字内容结合在一起,更能直接地抒其情、畅其神、写其意,表现作者的审美理想、精神气质、心路历程和风格情调。既然书法是人的精神的表现、人格的表现,书法的品评,就不能不涉及人生。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及品评其人生。”用人生品评的方式来品评书法,是传统的书法鉴赏的一大特色,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提示和证实了书法艺术的人格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是生命精神外化的一种形态,是书家驾驭笔墨力量的一种展示。古人说,“下笔用力,肌肤之丽”,“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故,书法是力的艺术,以线立骨,以线传情,以虚掩实,以静示动。这种力是含蓄的力、内敛的力。这样,书法才能彰显美感、流畅,达到“幽思人于亮间,逸气弥于字内”的最高境界。

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古到今,历代优秀的书法家层出不穷,他们的作品承前启后、灿若星辰,显示着无穷的艺术魅力,闪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之光。无穷的碑帖、众多的书家,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书法长河。传统贯穿着整个书法史,同样,创新也贯穿了整个书法史。

书法只有根植在传统艺术的土壤之中,才有创新和发展的基点。创新是对继承传统的梳理和改造。创新是对传统的梳理、学习、借鉴和改造,是书法创作进入成熟期的标志。一个书家创新意识的有无和强弱,一件作品创新成分的多少,是评价其艺术价值的重要依据。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创新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寻求自己的独特语言,是全新的具有高度思想光彩和艺术智慧的产物,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在经历了一个呼唤传统回归的相对较长的时段之后,又转而倡导个性化、风格化,这是书法艺术发展规律的一个必然过程。书法的个性化是书家性格、学识、修养、经历和创作实践的浓缩和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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