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的书法风格,蔡京又胜于蔡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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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中国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说法,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其中前三位苏轼、黄庭坚、米芾自然不存在问题,问题是最后之“蔡”,其指蔡襄还是蔡京,人说不同,历来就有争议。

问:宋四家为什么没有王羲之?

书法欣赏-蔡襄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一反唐代的平整森严,而标举优美抒情的书风,讲求书家的散怀舒意,强调书法的风神天姿。书法成为文人寄情达意的形态艺术,书家的精神风韵与文化情趣在其中得到绝好的抒发。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书法风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诞生,他们也成为宋代文化精神某方面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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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四家书法的排名依据,本身就兼顾了艺术和非艺术的两大因素,这是一个综合权衡的结果。 宋四家之蔡的确应为蔡襄。对宋四家提出质疑起始于明代,后附说寥寥。纵言之,从现有材料看来,宋四家之说在南宋已有此说,只是未有座次排定,元代时宋四家的提法一直沿用旧说。而苏黄米蔡座次的排定大约是在元末明初。元人宇文公谅再次提及宋四家:“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大家。”而元人许有壬更是将宋四家排列为蔡、苏、黄、米,如果从简称角度来看,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排定座次的资料,倒颇让人意外。 宋四家当指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四人无疑。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苏东坡的书法风格,用笔丰腴跌宕,常能自创新意,得天真烂漫之趣,时凝练端庄,或豪放不羁,或风神萧散。黄庭坚的书法风格,用笔纵横拗崛,努力自成一家,尽奇藏郁拔之能,时气势磅礴,或意趣自然,也姿态多变。米芾的书法风格,用笔俊迈豪放,提倡天真率意,走沉着痛快之路,时癫狂不俗,或风流倜傥,也清旷恬淡。各人书风自成一格,时人后人都推崇备至,列于宋四家之中,向无异议。

这个问题有趣。

      南宋对本朝书家即所谓宋四家已有苏、黄、米、蔡的座次排定,这个顺序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宋四家的座次排名和人选问题,应该排为苏、黄、米、蔡,还是蔡、苏、米、黄,还有苏、黄、米、蔡的蔡是指蔡襄还是蔡京,历来争议颇多。曹宝霖在其研究的早期曾经倾向于蔡京说;仅过三四年他的观点即彻底转变,认定为蔡襄说无疑。至元辛卯年即1291年,距元世祖灭南宋仅有十二年时间,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宋四家的提法早在南宋就已经约定俗成了。只是从王芝的这段题跋中我们尚不能确定的是座次排名,究竟是苏、黄、米、蔡或是蔡、苏、米、黄抑或其他。        在南宋和元代中期以前,宋四家的提法只有四人之名实而无座次的论定,即四个人是确定的,但次序比较混乱,没有固定排法,故其座次的排列最早也要迟至元末明初这段时间。明初人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首先对苏黄米蔡宋四家的名实与座次提出质疑:“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后来附和者皆同此说,大抵不悖。光依年龄先后为驳难依据则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有人更明确地将蔡襄置于首位。这种按照年龄来重新论定座次的做法亦不符宋人原意,也很牵强。倒是像明代王世贞从书法角度所发的言论对于驳难他议具有力度:“唯蔡忠惠奕奕神令,得晋人笔,名所以冠四家,不虚也。”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着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日,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惟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时有争议。一般认为应指蔡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天圣进士,历知福州、开封、杭州等地,入为翰林学士,迁三司使,为官有能名,卒谥忠惠。他在书法上可称五代之后卓然为宋朝领先的大家,他力挽狂澜改变了宋初书坛的靡弱风气,可以说是他开启了宋朝书派的主潮。他用笔委婉秀劲,讲究晋唐古意,得法度精神之气,时锋利流畅,或简约含蓄,也清灵拔俗。楷、行、草诸体都可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如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帖富于变化。总之,功底深厚,技巧全面,精妙得体,自成一格。

如果看表面,可以答:王羲之是东晋书法家,宋四家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家,前者与后者不同朝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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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

欧阳修对其书法曾称赞不已,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苏轼也认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邓肃曾评论道,“观蔡襄之书,如读欧阳修之文,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毫楮间”。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宋史·蔡襄传》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曾诏命制诸贵族碑文。可见其书法得到社会的重视及文豪们的赞赏,甚至“为当时第一”,那么,将蔡襄列于“宋四家”之中,应是当之无愧的。

我更深一点理解这个问题,宋四家的书法尚意,苏体结字形扁,如石压蛤蟆;黄庭坚结体开张,米黻八面出锋,蔡字有颜意,这四家与王羲之的尚韵书风不一样,可以说宋四家没有走王羲之的路子,结字用笔大胆创新,创立自己的尚意书风,因此,他们的书法基本上没有王羲之的影子,所以“宋四家没有王羲之”。(原创文字,转载注明)

然而,明清以来有学者提出:四家之末的“蔡”原本应指蔡京。如明代孙犷在《书画跋》中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清代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也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确实存在先后辈份的问题,苏轼比蔡襄小二十五岁,黄庭坚比蔡襄小三十三岁,米芾比蔡襄小三十九岁,将蔡襄排于其后,真是辈分倒置了,更何况蔡襄又可称是宋朝书法开派之大家。而蔡京比苏轼小十岁,比黄庭坚小两岁,只比米芾大四岁,将蔡京排在最后,这方面问题应不大。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就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们讹误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颇有市场。

宋四家为什么没有王羲之?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书法家,按照题意,题主说的宋四家应该指宋朝的书法家吧,宋朝的人怎么会有王羲之呢?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书法家,在宋朝之前几百年呢!所以宋四家肯定没有王羲之啊!

宋代四大书法家是“苏黄米蔡”,即苏轼、黄庭坚、米芾、郭襄(有争议,有人说是郭京)。

顺便普及下朝代顺序,请看下面引用部分: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和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想要判断哪个人物的朝代关系,根据上面的朝代歌,可以方便的说出来。先要知道人物生活的朝代,可以判断哪个人在前,哪个人在后。举个例子,比如苏轼是宋朝人,郑板桥是清朝人,根据这一句“宋元明清后”,“宋”在“清”前面,所以苏轼比郑板桥生活的朝代早,苏轼在郑板桥之前。

总结,王羲之和“苏黄米蔡”生活在不同的朝代,所以宋四家中没有王羲之。

回答完毕,感谢!

还是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所谓的宋四家里为什么没有王羲之的意思,我认为楼主想说的是:宋四家为什么根本没有学习到王羲之的精髓所在?所以我就想反问楼主,王羲之的书法精髓所在在哪里,是什么。

问题里总是有问题,回答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准备解决回答下一个问题做准备。

我的理解是:

书法既然是时代的产物,文明的象征,自然而然离不开时代与社会,例如,秦汉时代的文明,自然而然造就了晋朝,然后经过南北朝,自然而然推进了唐朝的繁荣,唐楷的形成,法度森严,规范约束,欧体,颜体,柳体都是一样的,所以后来的宋人受不了,自然而然就犯法了,那就尚意吧,所以,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而已。

这问题提的确实荒唐幼稚。多学习多读中国书法史吧。王羲之生活在公元365年东晋时代,而宋四家苏黄米蔡生活在公元I012年以后,其中蔡襄生-于1012年,苏軾生于1036年,黄庭坚生于1045年,米芾生于1051年。论出生年月,宋四家距王羲之晚800余年,切不可等同而论之,否则真令人笑叫大牙了。

宋四家里的米芾有王羲之书法的根基。

这问题问得很不专业,至少没有研究过书法史。

王羲之为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一个在书法史成就最高的书家,尤其行书,造诣之高,空前绝后,其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宋四家,为苏東坡,黄庭坚,米芾,蔡襄。这个排序好像是综合排序,除诗书画外,还有修养,造诣,官职的因素。单论书法,米芾好像名气更大一些。蔡也两种板本,蔡早指蔡京,因为政治的原因,他是一个大奸臣,后人就改成了蔡襄,单论书法,蔡京的确比蔡襄写的好。

当然,这是个人观点。

宋四家为什么没有王羲之?

因为王羲之不是宋朝人……他是东晋人。

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宋四家的宋是指的北宋南宋,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历史进入北宋。

也就是说,王羲之死后足足600年,才有宋朝。

不过这句话只能在这个语境下说,因为在北宋之前,还有个刘宋。刘宋倒是跟王羲之相去不远,王羲之死后过了几十年,东晋灭亡,刘裕建立了南北朝“宋齐梁陈”中的宋,但这个宋可没有宋四家。

这里好多老实人。

因为王羲之所处朝代不同。

宋四家是中国北宋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合称。

而王羲之是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宋四家指的是苏黄米蔡,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另有一说蔡为蔡京,因蔡京人品极差,所以后人选择了蔡襄。)而王羲之为东晋书法家。这个问题应该为没弄清王羲之生活的朝代,所以有此一问。

因为王羲之不是宋朝人……他是东晋人。

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宋四家的宋是指的北宋南宋,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历史进入北宋。

也就是说,王羲之死后足足600年,才有宋朝。

不过这句话只能在这个语境下说,因为在北宋之前,还有个刘宋。刘宋倒是跟王羲之相去不远,王羲之死后过了几十年,东晋灭亡,刘裕建立了南北朝“宋齐梁陈”中的宋,但这个宋可没有宋四家。

蔡京,字元长,与蔡襄同乡,熙宁进士,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坏事做绝,为“六贼”之首。然而平心而论,蔡京的书法还是有一定成就的,据说徽宗之所以看中蔡京,主要是其书法的魅力。其用笔简捷飘灵,显得自然流畅,无犹豫雕琢之痕,时秀劲潇落,或婉约柔美,也带几分矜持。一般以为书法是人生的艺术,由书而论人,或由人而论书,人品与书品往往相辅相成。然而在蔡京身上,我们却看到人品与书品极不和谐的一幕:其人品是如此阴暗龌龊、狡诈可恶,其书品却常常清秀明快,境界颇妙。可见书法作品有其一定的独立性,不能和人品混为一谈,但中国历史传统却常常因人废书,或以人评书。由此,史料中评述蔡京书法活动的有关资料很少,其留给后人的作品也不多。

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有关蔡京书法较为客观的评论。如《宣和书谱·蔡京》评其《十八学士图跋》“深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姿媚豪健的蔡京书法,与较含古法的蔡襄书法相比,似乎也更富有新意,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时代情趣。所以安世凤《墨林快事》就认为:蔡京胜过蔡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近人《中国书法大观·蔡京的书法艺术》也评价道:“蔡京《跋唐玄宗鹊钨颂》在纵笔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平心而论,此幅作品已可追蔡襄了。此跋较其他作品显得圆活,清劲姿媚……可谓已入唐人行书的风范,结字也迫近唐代柳公权,内紧外松,主笔舒展清健,灵运独到,浑然天成。通篇作品能在经意之中表达出一种随意的风流藉蕴,确为不易。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甚得晋唐人神韵。”

另外,蔡襄书法虽在前期被推为“当时第一”,但自北宋中期书法新貌形成之后,人们对蔡襄的字渐有微词。苏轼在《东坡题跋》中就提到“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谟这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主要是蔡襄的作品有时过于纤弱柔媚,如米芾曰:“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黄庭坚也说:“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主要是蔡襄在追求风流韵趣的同时,没有把握好阴柔与阳刚二者之间的尺度,过于阴柔而缺阳刚之气。可见,到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书法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初王存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其中已明确提出“四家”之说,且“蔡”是为蔡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黄、米,普遍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口,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是因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的,与四大家的年龄辈分高下并无关系。

另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作品以全面着称,楷、行、草诸体都能有所成就,而其许多非行非草的作品,随意纵逸,更具魅力。同时,他还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奠基人,重振了宋初靡弱的书坛。因此,从总体上看,其书法成就显然是要超过蔡京的。而蔡京的作品,与其他诸家比较起来,不免有单薄的感觉,用笔不太周到厚重,尤其是笔法的不丰富,显得不够熟练和老辣,所以米芾说“蔡京不得笔”。蔡京以复古为新,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艺术品味的局限很大,他所继承的晋唐风范实质上已是被“歪曲”了的晋唐,没有了神韵的洒落,其作品仅是优雅的“案头小品”罢了。所以蔡京比蔡襄略逊一筹,难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相提并论,在宋四大家排列中,应是蔡襄的地位更牢固。

看来,“蔡襄说”颇有道理,“蔡京说”也非无稽之谈。而从蔡京是个大奸臣,且做了如此多的祸国殃民之事的历史来说,人们从感情上自然要倾向于蔡襄说。不过,如从纯粹艺术上讲,二蔡之争看来很难会有最后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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