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书法真迹,分析唐代与清代隶书的不同点

 

隶书,自先秦至当代,在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其规矩有则,法度易掌握,操作简易,实用美观,深受各代人的喜爱。但由于时风的影响,各代隶书的命运则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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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法发展史来看,隶书有两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清代,在这两个高峰之间,有一个谷地,那就是唐代。其在楷书创作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种独足的发展却给其他的书体带来了先天的不足。

书法欣赏-傅山

书法欣赏-张迁碑

分析唐代与清代隶书的不同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个时代的时风及创作语言的不同点,给当代隶书的创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在隶书书法创作领域中,傅山是明末清初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隶书在他手中柳暗花明,清代隶书的复兴也要重重地写上傅山的大名。是傅山隶书神完气足、一气呵成,用笔精到,字形端庄,线条纤劲圆润,字形优美秀润而不失古朴,其中有众多的古文奇字,基本摆脱了明人隶书习气,靠近汉碑风神。傅山隶书轴,用笔简明,恪守中锋,有金石韵味。结字多取篆书结构,增强了隶书的古气。章法参差错落,字形大小变化自然,有行书的韵味。傅山隶书中透出的文气,也为一般书隶者所不及,傅山的碑刻隶书比他的墨迹规整。

         碑学为书法艺术增强了雄健、古拙等美学因素,给颓靡无力的帖学末流注入了“营养”,也丰富了书法艺术。因此我觉得,就篆、隶而言,说秦汉以后直接清代,也不为过。 汉碑品目繁多,风格各异,《张迁》古拙,《石门》飘散,《礼器》俊逸,《曹全》秀美,清人隶书则是继汉之后的又一高峰。自秦汉以降,篆、隶几成绝学。而在清代碑学中,又涌现了金农、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吴昌硕等一批篆隶大家。像金农有些隶书作品,竟与后来出土的汉简隶书墨迹暗合,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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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前隶书书法欣赏情况看,把隶书那种凝重古朴的东西写没了。这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创作中宏观上的把握。隶书需要汉代人朴质的气息,需要那种精神、那种气势。不过,碑学在发展过程中泥沙俱下,一味走碑学道路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霸气”,其中有一些人,更是抛筋露骨,张牙舞爪,诸病丛生,这是矫枉过正的结果。对于创作,我的追求是古朴、雄强与机巧、灵动的中和。        优秀的书法真迹,是很重要的范本,因为它最“真”。宋代的米芾就说过:“必须真迹观之始得趣”,“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优秀的碑志都是可以汲取的养分,但要有选择,有甄别,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隶书追求古朴、雄强等古典气质,真实和质朴的气息里有着某种更纯粹的内核。如今我们能够幸运地见到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及宋以下各个时代的墨迹和皇家内府的真迹。

徐浩隶书《嵩阳观记》

书法作品-傅山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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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唐隶与清隶的一个显着的标准是取法不一样,唐人隶书以楷法书之。清代的隶书取法汉碑,这可以从清代的书学论着中找到答案。

  傅山在清初经常出去访碑,其由唐碑转学汉碑,取法范围不囿于一碑乃至数碑,广收博取。传世的傅山临《曹全碑》书法作品墨迹,圆劲浑厚,直追汉人,相形之下,明末清初许多文人的隶书枯瘦拙陋。傅山隶书的过人之处是能上法秦汉,以篆籀笔法作隶书。傅山习隶,在《傅山全书》有:至于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既一宗汉法,回视昔书,真足唾弃。《傅山全集》中曾提到《曹全碑》、《淳于长碑》即《夏承碑》、《郭有道碑》等。

清魏锡曾在《书学绪闻》中为初学书法者提供了一条学书道路,其说“篆取原刻《石鼓文》,原刻泰山秦残篆十字,唐李阳冰《三坟记》,隶取汉《礼器碑》、《百石卒史碑》、《史晨碑》、《孔庙碑》、《尹宙碑》、《石门颂》数种,剪贴成册,于此中择篆隶各一种令习书者以油纸碑影写,亦皆提肘回腕,羊毫浓墨日课无间。”从这段论述可看出,清人临隶书的范本来自汉碑,且用笔是羊毫,“羊毫浓墨以振其力,使起笔不得不逆,住笔不能不到,脚踏实地,自无牵纽描画之弊。”(见《中国书学论着提要》——陈滞冬 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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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隶不是取法汉碑,而是用楷法作隶书,唐代擅隶的代表书家多不通《说文》,不能取法篆书以丰富隶书之趣。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则是时代风气所致。唐人并不是见不到汉碑,清人也不是只看到汉碑。从唐到明清,各代人都能见到汉人隶书碑碣。

书法视频【傅山千字文】截图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盛,尊碑抑帖,书法家追求反朴归真,这种尚质的风格决定了隶书在清代 书法中占重要地位,这也决定了清代隶书必然超越唐代隶书。正如清-扬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桂未谷馥,伊墨卿秉绶、陈曼生鸿寿、黄小松易四家之分书,皆根底汉人,或变或不变,巧不伤雅,自足超越唐宋。”

       明人隶书,取法非出汉碑,源头是唐隶。傅山隶书,一种是墨迹,一种是刻碑。墨迹运笔,转折自如,字形变化丰富,笔意浓郁、自然生动,无汉隶之规整,而有汉隶之古雅。其中虽未能彻底摆脱明人作隶习气,但古拙之气则为明人所无。这种古拙、古雅的气息,也表现在笔法、字形上。明代的书家,如沈度、宋璲、李东阳、文徵明、周天球、王铎等都能写隶书,但共同的缺陷是不学汉碑,格调不高。傅山隶书书法的成就在其篆书之上。他强调高古,强调将字写活,他说: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竞以安顿失之。如文徵明的隶书,侧锋横涂,起笔收笔皆作尖头状,笔画线条是楷书作派,枯瘦单薄,了无古趣,章法过于排布,状如算子,毫无天机自然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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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隶书《嵩阳观记》

汉隶当来自秦隶,秦隶是什么样呢?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说:“秦隶者,程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 第26页)

而汉代隶书可分为两类,一是八分,用篆笔作汉隶。二是汉隶,字皆有挑法,与秦隶名称相同,但写法不一样。如果说唐人也继承有汉隶的因素,也最多是这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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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石门颂》宋拓本

秦有隶书,但真正确立和完善却在汉代。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古体与今体的分水岭。

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笔法的革新,那就是波折和出锋。笔法中有方笔和圆笔。隶书主要是用圆笔来表现的,而方笔是以隶书开始的。

分析秦汉隶书,有方笔也有圆笔,如南方的江淮汉简多篆意,用圆笔表现,而西北汉简则多方笔。到东汉以后,多用方笔。在笔势上,出现左掠右波的特征,这一特征发展到唐代,则出现了一种程式化,把隶书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如果从书法发展史来看,方笔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其打破了圆笔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撇,捺,折等笔画,是楷书的基础 ,后世的行、草书都是从隶书蜕化出来的。但若一味地强调单一的用笔,就可能走向反面。

隶书是楷书的基础,但唐人却用楷法写隶书,失去了古味,徒具其形。清-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作了具体的分析,其说:“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元宗、徐浩、张廷圭、史维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中国书学论着提要》第311页)这段论述切中唐代隶书的要害,是唐代隶书走向衰落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分析唐玄宗《石台孝经》,则可看出这种现象,点已不是圆笔,钩画出锋,明显受楷法的影响。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的笔法、笔势也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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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秉绶隶书五言联

清代碑学的复兴和发展,使人们对金石文字大加重视。帖学逐渐衰落,如何继承和发展书法艺术,在当时的书坛上,涌现出了许多勇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推出了“尚质”的理论,认为书法要发展,必须从源头处寻求变法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必须从唐碑以前的魏碑和汉碑中去发现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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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寿《隶书六言联》

清代的隶书高手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桂馥、伊秉绶、王时敏、金农、陈鸿寿、赵之谦等都是隶书高手,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取法汉碑古法,都精通篆书。因此,其隶书的笔法有圆有方,面目多样,各有千秋。尤其是金农的“漆书”与汉诏书上的隶书一致,方圆相济,伊秉绶的隶书笔法沉雄质朴,以汉《衡方碑》额悟入,以篆书笔法作隶, 古味浓烈。

从这也可看出,唐代与清代隶书在笔法上有极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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